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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泛亞危機背後的金融監管亂局

面對現代金融業,中國政府始終無法擺脫「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怪圈。出於官僚集團的保守,「管」比「放」更容易接受。因此,中國金融業整體並不是很活躍。但近年來也時常有「創新」出現。

特別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一方面為了挽救實體經濟的下滑,需要金融創新來促進市場成長;另一方面,各類新式金融技巧,在官僚集團還沒有明白過來之前,已經先斬後奏野蠻生長。所以,諸如小額信貸公司、大宗商品電子交易市場和互聯網點對點借貸平台(P2P)等,這幾年在中國蓬勃發展,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經濟和中國民眾的生活。

但是,蓬勃發展的背後卻也暗流湧動。小額信貸公司引爆的民間集資糾紛,最近一年多以來已經遍地開花,河南、四川、陝西等地都有大案發生。現在,隨著昆明「泛亞有色金屬交易所」出現的兌付危機,可能意味著另外一波危機也開始爆發,各式打著「創新」旗號的「大宗商品電子交易市場」將要現出原形,露出真實面貌。

根據監測大宗商品電子交易市場的「生意社」所提供的數據,截至2015年6月,中國大宗商品電子交易市場總量已突破1100家,其中僅2014年註冊掛牌的就超過90家。這些被命名為「交易所」或「交易中心」的大宗商品電子交易市場,所交易的品種有有色金屬、農副產品、能源、鋼鐵等等。

其中,昆明「泛亞有色金屬交易所」是有色金融類別中最大的一家。此前在2011年,國務院出於擔憂各類交易場所引發的金融風險,已經下了38號文件《國務院關於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切實防範金融風險的決定》,收回對期貨交易的審批權,成立「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部際聯繫會議」;2012年,再度下發37號文件《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的實施意見》,查處了「湖南維財」和「金鄉大蒜」兩家交易場所。但是,國務院的清理整頓並沒有阻止各類民間交易所的瘋狂增長。

目前令全國22萬餘人的投資者「受難」、損失420億人民幣的「泛亞有色金屬交易所」,在2012年的整頓中也安然過關。 「泛亞有色金屬交易所」成立於2011年2月16日,由於規劃中連接東南亞的汎亞鐵路,昆明被視為​​「泛亞(洲)次區域中心地帶」,所以時任昆明市委書記的仇和大力推廣「泛亞大金融」概念。

2010年昆明曾出版《昆明汎亞金融中心建設藍皮書》提出了各項金融規劃,目前除了有色金屬交易所,昆明還建有「泛亞聯合產權交易中心」。作為政治明星的仇和,已於2015年3月受到中紀委調查。有人稱「泛亞有色金屬交易所」的崩盤與仇和的落馬有關,但《亞洲財經》調查後,並沒有發現二者有必然聯繫。不過,曾先後在山西和上海等地從事大宗商品期貨和現貨交易的「泛亞」老闆單九良,在連續遭遇挫折之後,2010年開始突然佈局昆明,並用了「泛亞」的名字,顯然是準確把握住了雲南政府的心態和節奏。

「泛亞有色金屬交易所」的成功,與政府的支持密不可分。 7月8日,在汎亞發佈公告限制委託,兌換危機正式公開化之前,單九良的合作夥伴、香港金融大亨、紅籌之父梁伯韜訪問昆明,與雲南金​​融辦主任劉光溪會談。劉光溪說:「泛亞直接為國家納稅3.6億元,為國家間接納稅6.7億,總計近11億,哪一個創新民營企業會有如此強的能力……我們會一如既往地支持泛亞。」
中國的金融歸「一行三會」所領導,也就是中央銀行、證監會、銀監會、保監會,「一行三會」在地方上又有自己的排出機構「一行三局」與地方的「金融辦」合作監管地方金融。 2014年11月13日,由中國證監會垂直管理的雲南証監局,在證監會的官方網站發布了一篇《雲南省政府召開專題會議,加快清理整頓收尾》,指出「(雲南)部分交易場所仍然存在違規行為,特別是泛亞有色金屬交易所風險巨大」。但據網絡媒體《界面》最近的報道,「為了防止事態擴大,當時雲南省政府向證監會發函,撤了那篇稿件」。泛亞的危機暫時被壓了下去。
泛亞允許投資者交易14種有色金屬,號稱世界最大的有色金屬現貨交易平台,據一位大宗商品從業者對《亞洲財經》介紹,泛亞平台上的有色金屬,要比市場價貴30%左右,所以泛亞本身並不是一個真實的交易平台。泛亞平台上可見的交易,大多只能是來自於內部的對敲。稀有金屬銦是泛亞交易所最核心的交易產品,在2014年,銦的市場價格只有人民幣500元左右,但在泛亞網站,銦的價格卻是700元。而且,銦的需求量,每年中國祇需要20頓,但根據泛亞公開的數據,他們已經收了3600頓。
因此,業內人士認為,泛亞交易所,在復雜的金融術語和交易結構背後,實際上是完全不介入真實市場的「龐氏騙局」。在泛亞問題曝光之前,也曾有眾多專家學者吹捧「泛亞模式」。 2014年11月2日,梁伯韜在中國戰略金屬企業家峰會上說:「泛亞有色金屬交易所是一個很成功的互聯網金融平台」。梁伯韜目前依然擔任泛亞原班人馬在香港的上市公司意馬國際(00585)的非執行董事。除梁伯韜之外,陳全訓、茅于軾、芮成鋼、仇和等也曾為泛亞站台。
由於泛亞自身缺乏「造​​血」功能,只能依靠後來的投資者所投入的資金,來支付前期投入者的收益。渤海證券研究員樓晟接受《亞洲財經》訪問時表示,泛亞的問題之所以會在2015年爆發,是因為2015年上半年股市大熱,泛亞年收益率高達13.7%的理財產品「日金寶」遭遇贖回熱潮,引發資金鍊緊張,兌換危機爆發,結果走向崩盤。

在金融「創新」沒有出問題之前,各級官員都願意與之建立關係。但一旦出問題,則紛紛撇清。泛亞投資款無法兌換之際,投資者發現,自己甚至投訴無門。

《南華早報》報道說,昆明市金融辦表示,因為國發辦(2012)37號文件,昆明市政府頒布的《昆明泛亞有色金屬交易市場監督管理暫行辦法》自然廢止,從2012年5月以後,昆明市金融辦不再對泛亞進行監管。之後具體哪個部門監管,他們也不清楚。而有投資者在昆明公安局報案時,該部門拒絕立案,理由是「上面不讓查,查了泛亞就得死,所以不能查」。由此可見,在表面一片繁榮的金融創新背後,存在巨大的監管錯位和混亂。
為了鼓勵金融創新,國務院將部分金融審批權下放到地方金融辦。但因為金融是一個極其複雜和專業的行業,並不一定所有的地方金融辦都能充分理解。所以一些投機者,甚至純粹的騙子,便把目光盯上了地方政府,做一個「局」,以稅收、就業或創新等理由,將政府誘入局中。
同時,投機者又以高昂的回報預期,把投資者吸引過來。政府的權威性與普通投資者的錢財,又稱為做局者所借助的「資源」,用來說服那些還站在局外的人。高明的做局者,還會通過複雜的交易結構,轉移自己應付的法律責任。一位金融從業者對《亞洲財經》表示,做這樣一個「局」,前期投入大約要用到3到4個億。

可以說,這類正在引發金融風險的所謂金融創新的「局」,之所以能夠長趨直入、蓬勃發展,一方面在於投機者對金融的理解遠勝於地方的金融監管者;另一方面,也在於中國存在大量任其宰割、缺少分辨能力以及分辨機會的投資者。 22萬泛亞的投資者,以及最近一年多以來大量崩盤的小額信貸公司的投資者們,莫不如此。這些投資者之所以沒有分辨能力和分辨機會,則又需回到「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話題。

中國政府的改革處於「危機驅動」。除非遇到類似2008年的危機,否則政府無意積極進取地推動金融改革,以至於,中國民間參與金融的機會很少。沒有可供選擇的投資項目,財富只能通過銀行儲蓄來增值。因此中國銀行積累了龐大的儲蓄資金。房地產和股市,也會成為一些有能力的投資者的選擇。但是中國股市風險巨大,今年的股災據說已經讓幾十萬的中產階級受到洗劫,房地產的門檻則太高。這個時候,一些口耳相傳的投資機會,對普通民眾有很大誘惑力。這就給了「泛亞」這類機構機會。

其實,「龐氏騙局」不是從「泛亞」開始。幾年以前的「萬里大造林」、「蟻力神養殖」等等,都曾讓數以十萬計的投資者損失慘重。只不過,過去的「龐氏騙局」更喜歡借助於宏大敘事,比如「萬里大造林、利國又利民」、「蟻力神養殖,扶貧致富」等緊跟政策口吻來進行推廣。而現在的「龐氏騙局」,更多利用金融創新的由頭,引入似是而非的金融名詞,諸如「交易所」、「大宗商品」、「資產質押」、「倉單代持」等等,讓投資者以為,自己真的是在進行金融交易。破解泛亞危機背後的金融亂局,顯然需要政府部門提升監管能力,推動金融改革,放寬正規的投資機會。而不是擔心「一放就亂」,但卻在遭遇困境時,機會主義地想著用「創新」來應付。
泛亞董事長單九良被投資損失者在上海包圍扭送公安局。
泛亞董事長單九良被投資損失者在上海包圍扭送公安局。

8月22日,泛亞董事長單九良,在上海一家五星級酒店,被泛亞的受害者圍堵。幾十人將單押送到浦東公安局,網上流傳的照片顯示,單九良在現場顏面掃地。儘管這並沒有真正推進案件處理,單九良於24小時之內已被釋放。但是受害者自己動手,而不是信賴公權力的救助,對於建設21世紀法治國家來說,並不是什麼好事。當前中國經濟下行明顯,未來更多潛在的金融風險可能引爆,如果公權力繼續無所作為,令受害者只能自力救濟,可能金融風險將向社會危機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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