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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戰爭給西方的道德權威和多元民主的普世性抹上了污點。 《北京共識》風水輪流轉 中國古代的天文學家堪稱通過曆法建構時間感和精確感的先驅，當代中國的領導人似乎繼承了這一點。中國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恰逢以美國模式為代表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和西式民主陷入備受各國懷疑批判的低潮中。發展中國家的輿論似乎是一面倒的，幾無例外。令人頭痛的是，過去八年美國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其他局勢混亂地區的戰爭，讓它不得不承受虛偽和無能的指控，它的全球聲望也降到歷史新低點。傳統上，理念是西方最重要的輸出品之一。 正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二○○八年大選不久前在《新聞周刊》上悲傷地指出，美國過去的實力和影響力並非只是建立在坦克和美元之上，也建立在全世界各地數以百萬計人民的信念中，他們敬仰美國的政府體制並試圖以美國為榜樣塑造自己的國家。對此，哈佛大學的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教授給出了一個著名的定義：「軟實力」。所謂軟實力，即「通過吸引力而不是胡蘿蔔加大棒式的金錢援助或強制脅迫來獲取你想要的結果」。 軟實力的特徵是通過以身作則來樹立典範，通過自身的吸引力來達到目的。貫穿美國二十世紀大部分時間的外交史都證實了美式理想精神如何幫助擴張美國國力。四十年代，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重建了許多歐洲國家，並創建了有助於穩定全球秩序的機構，在衝突演化為戰爭之前將其消弭於無形。這些措施使美國的實力得到了世界的高度認同，也使美國模式傳播到地球上每個遙遠的角落。蘇聯的崩潰對美國來說是經濟和政治的雙重勝利。對於美國價值觀和西方理念來說，這也是一場意識形態上的勝利——似乎無可辯駁的證明了美式民主和資本主義的道德優越性，成功的擊敗了「新蘇聯人」的口號。 就連亨利·基辛格，我們這個時代的現實主義代言人，也認為二十世紀美國的外交政策中的一個關鍵要素就是道德號召力。毫無疑問，就軍力而言，美國仍處於獨霸地位，而且美國正努力在未來幾十年內維持世界頭號大國的稱號。然而，除了軍事上的絕對優勢，從社會、文化乃至經濟角度來看，世界各國實力的消長使美國越來越難維持其壟斷地位。 如果說美國模式是建立在市場經濟和民主多元的兩大原則上，那麼這兩種理念在過去的十年都經歷了嚴重的倒退。聯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所遭遇到的令人震驚的和血腥的反抗，這給西方的道德權威和多元民主的普...

中國主導多個全球經濟合作組織，令美國式全球化計劃失去了市場吸引力。 《北京共識》 新財富，新理念 這一問題源於二十年前開始的一個新趨勢。與一九八九年以後很多著名學者的預言相反，西方的自由市場和民主模式沒有統一世界。世界朝著更加多樣化的政治秩序演進，這是很多西方人尤其是美國政府沒有想到的。這並不是否認一九八九年以後的資本主義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現今世界的所有大國都依賴自由市場與自由貿易——盡管是以不同的方式——來促進經濟增長、提高民眾生活水平和維護政治穩定。經濟一體化、科技進步和全球運輸網絡已經適時地創造出了一個新的「地球村」（這點與希拉里·克林頓的觀點相呼應）。 我們正生活並工作在一個越來越小的星球上：時間和空間本是商業貿易的障礙，如今都最小化。輕輕點一下鼠標，資本就在全世界流動。科技湧向智力和財力最豐富的地方，而製造業則湧向擁有廉價勞動力和幣值被低估的地方。消費者則在連接客服中心和境外營運中心的虛擬世界中全球行走，暢通無阻。 但是，我們對經濟一體化及其效應的理解也在發生變化。二十年前，我們都以為它是美國模式（American Brand）的全球化。全球化不過就是建立在美式資本主義以及另外兩個基本理念之上：一是市場而非政府才是進步的原動力，二是民主是組織社會的最佳方式。但在今天，這些信條正在西方之外的世界逐漸遭到否定。正如第二章將要詳細描述的，許多美國人及其西方盟友認為，冷戰後向全球市場的轉型將會形成一個以西方自由秩序為中心的全球趨勢。 但事與願違，現實世界中的國際關係有了兩種新的發展：西方之外的新財富來源和沒有民主的資本主義。自從資本主義普及到全球以來，小國和窮國通過利用其自然資源、廉價而豐富的勞動力、出口工業和外包而累積了財富。新的國際關係伴隨著新財富而產生，並逐漸避開傳統的西方勢力。發展中國家正在深化「發展群」（developing pack）內部之間的彼此聯繫，在很多情況下優先與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等在二○○一年被高盛集團稱為「金磚四國」（BRICs）的發展中國家領袖做生意。 隨著新興市場逐漸富裕，它們開始融入全球經濟，但這並不必然意味著融入西方。事實上，這些國家間互動的程度要超過其與西方國家的互動程度。與之前試圖向西方國家尋求合作相比，新興市場之間開始逐漸開展合作。例如，中國與東盟在二○○五年...

中國軍備擴充，在美國人眼中不是「中國威脅論」的全部。 《北京共識》「中國威脅論」的虛與實 我們首先來看「中國威脅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觀點，並釐清它們之中哪些才是華盛頓真正需要擔心的挑戰。 軍事威脅 不論是否身處國家安全部門，許多人都對過去二十年來中國軍力的增長感到擔憂。他們警告說，中國正逐漸趕上美國的軍事領先地位，並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挑戰美國在西太平洋乃至其他地區的軍事優勢。顯然，華盛頓的最高決策層對這種威脅要予以嚴肅而且持久的關注。隨著中國成為全球性經濟體，它的軍事現代化的速度和程度也在同步提升。高速的經濟增長使得中國政府有能力調配更多的資源展開各種研發計劃，而不會使國家整體預算出現缺口。 例如，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總體預算在近幾年中翻了一番，即從二○○○年的二百七十九億美元增加到二○○八年的六百零一億美元，而中國國防預算呈現兩位數的增長已長達二十年。一九九五年以來，研發投入的年均增速也高達百分之十九。到了二○○五年，年度研發投入達到了三百億美元，居世界第六位。此外，據五角大樓估算，以實際軍費開支計算，二○○八年中國相關軍費開支很可能在一千零五十億至一千五百億美元之間。 可見，中國對軍事現代化的問題高度重視，各個領域的軍事實力都得到了大幅提升。如同西方大國在六○年代所做的，北京正全力將容易受到攻擊的陸基洲際彈道導彈（ICBMs）升級為潛射彈道導彈（SLBMs）。與之相應的是，在核動力彈道導彈潛艇（SSBNs）以及反潛裝備上也投入了巨資。中國還從俄羅斯購置了基洛級（Kilo-class）潛艇，而且正在自主地研製商級（Shang-class）潛艇。在過去的三十年中，裝有蘇制老式靜音裝備的潛艇也頻頻越過中國國境，進行深海遠洋巡航。儘管湯姆·克蘭西（Tom Clancy）可能有不同看法，但在近距離加速和慢航時的靜音效果方面，這一裝備號稱已經遙遙領先他們冷戰時期的對手了。你可以在這一採購單上增添各種制空武器，包括俄製噴氣式戰機、精準武器以及驅逐艦防空系統。中國還自行研製多用途戰機，以抗衡美國和其他北約盟國正在開展的聯合攻擊戰鬥機計劃。 網絡空間迅速加劇的威脅也引起了美國同樣程度的重視 中國在這一領域的實力從近期針對西藏流亡領袖達賴喇嘛的間諜活動中得到了驗證。二○○九年年初，經過歷時十個月的調查，以網絡分析見長的加拿大智庫「信息戰爭監...

2008年北京奧運在西藏傳遞聖火，遭西方傳媒在系統地攻擊，中國認為應以牙還牙。 《北京共識》中國與全球權力轉移之一 師夷長技以製夷 二○○九年一月，正當華盛頓和倫敦的國會議員們為何處尋找刺激經濟計劃所需的巨額資金爭執不下之時，中國卻拋出了一個雄心勃勃、投入達四百五十億元人民幣（約合六十八億美元）的新計劃----海外宣傳（overseas propaganda），《南華早報》稱之為北京當局新的「全球媒體野心」。該計劃旨在將駐外媒體連為網絡，把現代化中國的一面展現給世界各國，包括推出中國報紙的英文版，以適應更加國際化的讀者群；還包括創辦全天候的亞洲電視網，以抗衡之前取得成功的半島電視台。 這一引人矚目的計劃背後是同等份量的野心。在官方媒體看來，當下的局勢是向世人展示「中國模式」（China Model）的大好時機，只有它能夠解救如脫韁野馬般失控的資本主義於重重危機之中。 官方的新華社認為，自由市場基本教義派（free-market fundamentalism）的氾濫和失敗已驗證了胡錦濤主席「科學發展觀」指引下的中國道路的優越性。所謂“科學發展觀”，就是在中央政府的嚴密指導下提高百姓福利的執政黨政策。換一種說法，就是國家資本主義（statecapitalism）。 主管宣傳工作的政治局常委李長春解釋了中國政府的看法：全球媒體正為爭奪二十一世紀的話語權展開關鍵之戰。他在指示中央電視台主管時也說過類似的話：「傳播能力決定著影響力傳播能力越強的國家，其文化和核心價值的傳播越廣泛，對世界產生的影響也越大。」李長春承認，此前向世界推廣中國模式的努力效果有限。此外，在二○○八年反擊西方就西藏抗議活動和奧運聖火傳遞事件對中國政府的批評方面，也讓人看到了不足之處。李長春說，在新計劃下，中國將「按照西方媒體的方式製造新聞」，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李長春的言辭突出了一個重要的主題：美國和西方面臨著來自東方的一系列挑戰，但它們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威脅論」。過去二十年間，懷著不同程度的關切，美國分析家已就台灣海峽、南中國海、持有巨額美國國債、極為不利的貿易逆差等各方面的問題觀察了中國的作為。幾乎每一周內我們都能看到任何一個分析家網絡和知名智庫就以上領域裡來自中國的緊迫威脅提出警告。 然而，本書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觀點。在我看來，...

中國中產階級受到消費文化誘惑，經濟衰退反而可能鞏固了民眾對共產黨執政的信心。 《北京共識》中國的崛起脫軌了嗎？ 在中國國內問題方面，一些評論家認為全球衰退已經使中國的崛起脫軌，中國內部的經濟和政治崩潰將在所難免。未來學（Futurology）在中國大有用武之地，它的預測範圍上至中國將迎來可避免的民主化，下至中國即將走向崩潰。但我這裡只說一點就足夠了：迄今為止，在沒有喪失掉政治控制的情況下北京當局仍然實現了三十年來驚人的經濟增長。 當前的經濟危機也沒有削弱這種將經濟自由化與政治壓制結合在一起的看似不可思議的結合。毫無疑問，失業率增加、工廠倒閉以及出口下降預示著苦日子的來臨。對於一個國民生產總值（GDP）依賴國際貿易的程度有時會高達百分之八十的國家來說，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但當前衰退中的一些重要細節，使得這個國家的領導人對其體制的延續性樂觀以待。 比如說，G8集團國家的這種經濟衰退並沒有發生在快速增長的發展中經濟體中。它們中的最大兩個國家，中國和印度的增長速度儘管不像二○○○年至二○○七年之間那麼快，但預計也能達到一位數的高增長率。 巴西、中國以及印度這樣的國家受益於它們巨額的外匯儲備，可以用於擴大公共開支來減緩國內經濟短期波動造成的衝擊。如果全球衰退在二○一一到二○一二年間結束的話，我們有理由期待中國、巴西、俄羅斯和印度四國的經濟增長將會加速。通過國家在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推動，中國式的這種半計劃經濟很容易維持百分之七甚至更高的增長率，儘管它需要等待全球消費市場的複蘇，但這一點顯然指日可待。 從政治上來講，儘管經濟衰退引起了中共政治局的嚴重關切，但它還沒有像一九八九年那樣讓他們感到緊張。當時，在面對惡性通貨膨脹、經濟困難與政治壓制的情況下，學生和工人從天安門開始掀起了一場全國范圍的抗議活動。儘管這次危機是對執政黨的一個考驗，但很清楚局勢一直對北京有利。今天的許多中國人都十分感激經濟改革，因為它使數百萬人擺脫了貧困並把現代社會的新潮與舒適生活帶到了中國的鄉鎮和城市。比起北京當局曾經見識過的場面，現今的抗議活動只能算是小問題，更重要的是，抗議活動始終缺乏協調與串連，對於像中國這樣廣大並且在政治上很難組織起來的國家，這一點十分關鍵。這個新的中國在社會、政治與經濟方面對新興中產階級更具作用，正是這一點區別了現在的中國...

溫家寶於2008年訪問莫斯科時，提出建立新的國際金融秩序的重要性。 《北京共識》兩種迷思：全球化的終結與中國泡沫的破滅 最終，伴隨著當前的經濟危機，同時出現了兩種流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全球衰退可能減緩全球化的速度，而第二種觀點則認為這個現象將擠破中國崛起的泡沫。這兩種觀點都是錯誤的。全球經濟一體化已經進行了數十年，儘管衰退打亂了它的節奏，但還不會使它脫軌。全球經濟體系已經深刻地聯繫起來了，舉例來說，無論是華盛頓當局還是北京當局，都無法承擔倒退進入涇渭分明的經濟保護壁壘所產生的後果。這種認識自二○○八年下半年以來已經顯而易見，各國政府都反復呼籲要避免保護主義。在二○○九年初的世界經濟論壇上，溫家寶總理利用他發言的機會強調了華盛頓與北京方面要「堅持開放與合作」，幾周後，奧巴馬政府將國會議員推動的「購買美國貨」（Buy American）條款從其國內經濟刺激法案中移除，一如他對記者所講：「我們無法承擔釋放出保護主義訊號所帶來的後果。」 但不可否認，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G20的一些成員國家中出現了保護主義的暗流。二○○九年二月，世界銀行宣布，它在二○○八年十一月至二○○九年二月之間認定有四十七項措施「在損害其他國家的情況下限制了貿易」，其中包括印度對某些中國玩具實施的禁令以及中國對比利時巧克力施加的關稅。 在二○○九年的年中，隨著衰退的加劇，中國因其暗中採取鼓勵出口、遏制進口的政策而登上了《紐約時報》的頭版。據報道，中國政府通過實施更大規模的出口退稅以及國有銀行的寬鬆信貸政策來支持出口企業，還禁止省級政府機構購買進口產品，除非本地沒有替代品。儘管存在這些犯規的舉動，但各國還是廣泛承諾自由流動的國際貿易，這一點在過去發生的經濟危機如大蕭條期間並不存在。這種新的、對嚴重而持續的保護主義的集體恐懼，在二○○九年四月在倫敦召開的G20國家高峰會後得到了證實：各國在會議上都重申了避免採取此類政策的保證。 二○○八年國際貿易總量的下降以及食品和燃料價格的下跌，也許已經打擊了像中國、俄羅斯以及印度這類國家出口貿易的繁榮。但在二○○九年的經常項目平衡表之外，世界經濟更為廣泛的全球轉移並沒有受到損害。當印度、中國、前蘇聯集團國家以及其他地區加入到資本主義世界後，全球勞動力總量已經超過了三十億。西方國家不再像在二十世紀晚期那樣處於一個全球競爭沒有...

希拉里上任美國國務卿後，立即到北京訪問，與時任國家主席的胡錦濤見面。 《北京共識》導言——從希拉里訪華開始說起 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在二○○九年履新後幾周內就決定訪問中國，這證明了華盛頓當局目前對中美合作的重視程度。希拉里呼籲建立起一個「更深入」與「更廣泛」的美中伙伴關係，她認為美國和中國在諸如經濟等全球事務方面的合作是「勢在必行的」。 在希拉里國務卿抵達中國前不久，中國總理溫家寶也以同樣的腔調告訴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說中美之間的唯一道路就是「增強互信與合作，共渡難關」。 自從這個所謂的新的中國在十多年前出現在世界舞台上之後，我們就常常聽到溫家寶這套漂亮的說辭。一九六○年代將毛主義（Maoism）帶到非洲、在東南亞傳播革命並試圖打倒西方列強的意識形態狂熱已經過去很久了，與之相反，資本主義現在成為一種全球現象----而中國正是其中的翹楚。自從這個脫胎換骨的新中國欣然接受了資本主義道路以來，整個國家都已經開始依賴於國際市場、全球規則以及自由貿易，以此來實現經濟增長。 經濟增長則帶來了生活水平的提高，並維護了國內的政治穩定。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已經逐步地融入到它一度拒絕的國際社會中，並在一系列優先議題方面展示出參與國際合作的意願。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領導人煞費苦心為融入世界的中國精心打造出一個新的特質，非常明確地要避免開歷史上的新興強權在崛起時給人留下的印象。 我們當然都希望這樣，但事實卻並非如此。本書接下來的討論會表明，中國在表面上看起來已然全球化的新面孔下，其實暗藏著對美國和整個西方世界的深刻挑戰。這種威脅部分地為中國微妙而務實的外交政策所掩蓋。北京當局能夠在面對當前的經濟挑戰、推動防止核擴散、災難救援、維和行動、反盜版以及更多方面立即與國際社會展開合作，所有這些都強調了它對全球利益的貢獻。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小心翼翼地避免直接挑戰美國，更傾向於避免發生這類衝突和危機。 然而，儘管中國領導人遵循著逐步加入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路線，但他們也主導著大力破壞這一秩序的舉動。在本書接下來的章節中我們將看到，在二十一世紀一場關於價值觀、治理模式、兩種版本的現代性之間的衝突裡，中國已經成為主角。這場衝突的一方，是全球市場的西方自由主義締造者們。這些行動者將他們在一九四五年以後所建造起來的西方政治和經濟的優勢地位視作理所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