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的開頭曾提及，北京正多方運用新獲得的雄厚資 本在發展中國家中廣結善緣，因此改變了國際事務的生態。該 章同時強調，中國的商業擴張幾乎給西方帶來第二個嚴重的問 題，即非自由主義市場模式（illiberal market model）的吸引力 與日俱增。
歐亞集團總裁伊恩·布萊默（Ian Bremmer）表示，在全球經 濟中，自由市場正逐漸被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 一種以國家為經濟主體的體制——所壓過。 《金融時報》二 ○○八年曾報導，世界經濟結構正因國家資本主義的崛起而轉 變。
從亞洲到俄羅斯以及中東，「政府正以全新的方式運用它逐漸增加的經濟力量。來自波斯灣國家、亞洲及其他地區的主權財富基金買下岌岌可危的華爾街投資銀行股份；天然資源逐漸落入國家的掌控；在中國與俄羅斯，越來越多的人強調經濟民族主義（economic nationlism）。」
這些發展告訴我們，在一九八○年代由撒切爾夫人和里根總統發動的私有化及解除政府管制的西方經濟模式，正讓位於政府運用經濟力量購買戰略性資產和發揮全球影響力的新世界。這同時也標誌了，透過市場的力量將歐洲啟蒙思想散播到 世界各地的樂觀期待，也已經逐漸消退。
自由政治與自由經 濟的結合也江河日下，取而代之的是政府重新掌控經濟的決 心，以強化其集權統治基礎和全球影響力。耶魯大學教授加 藤（Jeffrey Garten）感嘆到，十八世紀晚期，資本主義取代了 封建主義，二十世紀即將結束時，更開放的市場大行其道。但 現在世界正遭逢全球商業哲學與規則的巨變。與過去不一樣的 是，這種新的軌跡並不代表進步。
如果說國家掌控的資本主義意味著市場民主信條作為一種國家發展戰略已經失去吸引力，那麼我們可以看到它的興起確實帶有許多共同特徵，最顯著的是，和統治精英關係密切的大型能源公司和國有大型企業優先獲得發展。世界規模最大的十三家石油公司，現在由政府所有並營運的包括巴西石油公司、馬來西亞石油公司、伊朗國有石油公司、委內瑞拉石油公司、沙特阿拉伯皇室官員（石油公司）、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俄羅斯天然氣工業石油公司（Gazprom）和俄羅斯石油公司（Rosneft）。
其他領域也顯示出越來越多的政府不再只 是管制市場，而是運用國有或國營大企業鞏固統治地位。涉及 的產業從石化到發電、採礦、鋼鐵生產、港口管理、海運、武 器製造、重型機械、電信和航空產業。最顯著的例子包括巴西的鈾礦開採，俄羅斯的鎳礦開採及煉鋼，印度的鐵路、汽車、鋼鐵和化學產業，中國的電信產業，阿爾及利亞的農業，摩洛哥的磷酸鹽生產，安哥拉的鑽石開採，哈薩克的鈾礦開採，菲律賓的食品及飲料業，阿塞拜疆的電網業。
同時，以出口天然資源及工業製成品賺取大量外匯儲備 的國家政府，將其盈餘導向全球市場的多種投資組合，包括商 品、房地產、股市、債券和外匯。在這個過程中，可看到特 定的國有投資基金或主權財富基金的發展。如同馬丁·沃爾夫 （Martin Wolf）所評論的，這並非什麼新現象。這類基金最 早可回溯到一九五三年的科威特。
然而最近十年，主權財富基金在數量上和金額上都大幅擴張，根據渣打銀行全球研究集團的數據，主權財富基金總額已高達二兆二千億美元，並且將在十年內達到十三兆四千億美元。明顯的例子包括杜拜、新 加坡、科威特、中國、俄羅斯、伊朗、哈薩克、馬來西亞、南 韓、汶萊、沙特阿拉伯和卡塔爾等。
這些例子同時可觀察到另一個共通點，即統治精英與企業 大老闆之間的緊密關係。在此脈絡下，商業的決策經常由政治 行為者所導引，投資決定的背後也暗含政治意圖，有時甚至超 過經濟的考量。對統治精英而言，國內穩定的議題相當程度影 響了商業的管理及市場的營運。
順著討論的脈絡，我們可以觀察到中國是這種模式的極致 典範。在過去幾年當中，中國以驚人的速度變成世界上最常被 討論的經濟體，但人們仍難以下定論，資本主義與國家控制， 兩者之中誰更能反映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事實上，中國恰好 居於兩者中間，混合了兩者之特長，而另外創造了新典範。中國經濟許多部分是非常私有化的，包括零售、農業和服務業 （銀行業除外）。
但另一方面，大型的戰略性部門，例如鋼 鐵、鋁業、能源、運輸、通訊和銀行業則由政府所有。不論是 在中國還是境外，透過國有企業、主權財富基金與統治精英糾 纏不清互依互賴的公司寡頭，對國內政治社會穩定的強調是管 理這些經濟的指導原則。我們應該也記得，在中國經濟自由主 義的原則只是在特定的條件下才有發揮的空間。每隔一陣子， 中國政府就會表現出一些讓我們吃驚的事，讓我們了解到原來 中國對自由市場原則的堅持僅止於此。
二○○九年五月，湖北 省地方政府被規定一年要抽二十五萬條湖北品牌的香煙，以刺 激地方經濟免於衰退。未完成用煙計劃或被發現使用非湖北產 香煙的單位都會被罰款。甚至地方學校的老師也被規定應抽的 額度。特別工作小組散佈於人群中，甚至未經宣布就迳自闖進 學校教職員的辦公室，檢查煙灰缸、垃圾桶以搜尋違規的證 據。可以說，只有在中國，政府才會做出禁止人民不吸煙的 創舉。
在全球舞台上，國家指導的資本主義給自由西方世界帶來 各種問題。從地緣經濟的角度來看，具有高市場佔有率的大公 司是政府施展外交工作時的一個有利籌碼。其中一個清楚的例 子是，如同本章諸多實例所證明的，中國對外援助集權政權的 目的在於幫助中國石油化工或中國石油天然氣公司打開市場、 創造機會。
然而，很多證據顯示中國祇是這波潮流中最顯要的例子而 已，我們再來看看俄羅斯政府手中的天然氣生產巨擘俄羅斯天然氣工業石油公司（Gazprom）。二○○九年十二月，該公司 擁有世界最大的天然氣輸送系統，九萬七千五百六十哩的輸送 管道從遠東延伸到歐洲。它坐擁全球百分之二十的儲藏量，也 是世界最大的天然氣生產者。
歐洲得倚賴俄羅斯天然氣工業石 油公司（Gazprom）供應其百分之二十的天然氣需求。目前歐 洲與俄羅斯之間還計劃合作另外兩條天然氣管線，一條是穿越 波羅的海通往德國的北線，一條是穿越黑海通往保加利亞和巴 爾幹半島國家的南線。兩條管線接通之後，歐洲對俄羅斯的依 賴只會更深。
《華爾街日報》形容計劃中的北線為「莫斯科對中歐及東歐各個擊破的能源版。」在全球瞬息萬變的的能源版圖下， 莫斯科有能力，也確實已經使用俄羅斯天然氣工業石油公司（Gazprom）的天然氣管線達成其政治目的。二○○九年元月 公司高層關閉一條取道烏克蘭的天然氣管線，表面的原因是烏 克蘭政府拖欠付款並且拒絕市場的費率。
然而更深層的原因， 是為了教訓烏克蘭的親西方政府在二○○八年八月的俄羅斯與 格魯吉亞之戰支持格魯吉亞一方，同時又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走得太近。克里姆林宮現在高枕無憂地認為，西方已受限於 他們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這一切在地緣上也暗示著，歐洲 將默許俄羅斯對中亞及東歐的宰制。
政府控制的資產如此地被導向全球市場，再次確認了政 府凌駕於市場的角色。近期最顯著的例子是，新加坡、科威 特以及南韓在二○○七至○八年間提供了高達兩百一十億的救 命錢給花旗集團和美林證券。雖然資金的細節及金額並未公佈，據信在信用緊縮的黑暗期，其他公司也收到主權財富基金的挹注，包括考普森銀行（Kaupthing Bank）、克萊斯勒大廈（Chrysler Tower）、貝爾斯登公司、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 巴克萊銀行、摩根士丹利公司和瑞士聯合銀行。
這種經濟管理的發展模式，為西方文化與政治帶來了挑 戰。當然中國的發展模式的細節無法輕易複製，例如極為龐大的勞動人口數、壓制工資增長的能力、儒家傳統、高儲蓄率、 強烈的工作倫理，以及先前五十年的中央計劃經濟留下來的影響。然而如同第一章所述，此一模式的力量並不在細節本身。
讓它如此具有吸引力的原因是一則簡單的政治方程式：市 場的力量加集權統治的穩定性。政府擁抱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 的特定原則，例如開放國外投資、容許勞動彈性、減少稅賦和 行政管制，以及透過私營企業及公共支出，打造高品質的基礎 建設。但卻將政府、法院、軍隊、安全機構以及信息流通牢牢 掌控。
這套公式表示政府與人民達成了一種新的資本主義式的協 議。國家持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人民容許國家以集權的 方式進行統治。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表示，政府與人民間的協議，可以用一個簡單的原則表述：「你可以擁有你所希望的生活方式，沒有人會告訴你應該讀什麼，應該怎麼想， 只要你保持緘默；你可以賺錢，也可以發財，只要不要插手政治，否則我們將把一切收回。」
中國並未將它的市場集權模式強加給其他國家，但它突出的表現吸引了其他國家的關注， 它也不排斥其他國家模仿或學習它在各方面傑出的管理能力：如國家控制的戰略型投資、半官方半私人的媒體、靠干預外彙來抑制龐大外匯儲備所帶來的通貨膨脹壓力— —儘管這對進一步的增長是有害的；還有，透過免租稅期（tax holidays）或其他補助等中央調節機制，來刺激國外直接投資等。
北京共識－－中國權威模式將如何主導二十一世紀？（The Beijing Consensus）
著者：斯蒂芬．哈爾珀（Stefan Halper）
出版社：中港傳媒出版社
中文版出版日期：2011/04/01
售價：HK$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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