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的政策辯論中，我們可以四處看到美國這個國家的歷史足跡，它點出了一個可能影響到美中關係的歷史循環。
過去六十年的歷史反映出美國外交政策辯論的一種模式，一方面是天賜使命的號角在呼喚，一方面則是撤退和療傷，辯論就在這兩者間波動徘徊。二戰期間，歐洲在惡名昭彰的慕尼黑會議上不願站起來勇敢地反抗希特勒而釀成災難。美國人吸取了這個教訓，「聽著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用傘敲打慕尼黑的鵝卵石的輕叩聲」這個比喻緊緊攫住了主流政治辯論，無論何時何地，只要自由遭受攻擊，就要奮起反擊。
之後，這種思想把美國帶入越南戰爭，結果損失慘重，也使得美國在上個世紀九○年代初期對巴爾幹半島問題採取一種不干涉態度。接下來，上述這些經歷又塑造出一種過分狂熱和高度活躍的新保守主義思想，這從美國二○○二年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裡可以看出來。
《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說，幾十年來，兩種路線在美國的外交政策圈子裡互爭高下：一種路線記取慕尼黑的教訓，一種路線把越南當作借鏡。前者往往盛行於長時間的和平與繁榮，此時戰爭的創傷和成本已經變得模糊。後者通常在國家遭受戰爭創傷之後迅速抬頭。
美國的決策者們面對中國挑戰時，一個主要問題是如何在普世使命的意識形態和退縮回本國之間找到恰當的位置。兩者在華府都有支持者，但我認為兩者都不是明智之舉。布什時代要將西方自由秩序的規範和思想傳播出去的豪言壯語已經消失，世界人民已經不要再聽美國的說教了。
但與此同時，如果要退回到原地，狹義的和保守的定義其國家利益，美國顯然也很難承擔這一結果。在外交影響力和自由吸引力方面，華盛頓在南半球國家與許多發展中國家盡失人心。現在，正是美國不得不擴張權力，並將其再次推廣到世界的時候，儘管手段必須改變。但正如本書前面章節解釋的，中國在新興市場和南半球國家裡打出的軟實力牌已經贏了美國和西方。
在接下來的一章，也就是結論中我會更詳細的地說明，華盛頓必須重振美式價值並努力參與整個國際事務，但是，要採用「後新保守主義」（post-neoconservative approach）的新方法。
當然，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尤其因為美國所有潛在的弱點也是其最大的長處：美國政治理念的至高性。儘管有時候，美國對其特例主義的偏執是導緻美國人失敗的原因，但是，它也是美國給這個世界的最強有力的禮物之一。
在多個場合，美國的國家領導人都呼籲一種天生的使命感，要美國人民為了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福祉而團結起來，奮力合作。美國的政治文化有時候會享受它與世界上其他國家都離得遠遠的感覺。在這樣的文化里，正是美國特例主義賦予其領導人在關鍵的時刻號召民眾支援的能力，比如富蘭克林·羅斯福在一九四○年提出的民主兵工廠的概念，和七年後哈里·杜魯門宣布對歐洲進行援助。
對於美式理念對世界其他國家的激勵和影響力，沒有比奧巴馬的當選更有力的證據了。這裡，我們主要關注奧巴馬當選對國際社會意味著什麼。我們要暫時撇開那些抽象的哲學問題，例如他的政府在當代美國所應該要扮演的角色，也不談那些隨著他提出國內政策之後接踵而來的經濟、預算、改革計劃等等問題，這些燙手山芋已不可避免地導致他的支持率下滑。
儘管國家處於內外交困當中，奧巴馬的當選見證了這個國家令人敬畏的再生和自我振興能力。當他二○○九年一月踏入白宮時，奧巴馬不僅是帶著美國的期望，還帶著整個世界對他的期望。
儘管有全球金融危機、中東的新戰爭、非洲的老戰爭、伊朗和北朝鮮的核武器擴散、西方在阿富汗使命的失敗、對被戰火蹂躪的伊拉克的脆弱信心、一個重整旗鼓的俄國、一個崛起中的中國和全球環境危機。沒有幾個人會認為，在沒有一個充滿信心和力量的美國政府的參與下，這些問題有辦法得到解決。
儘管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事務上付出了極大的代價，而且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但是美國已經開始進行反思。由於美國的聲望在國外受到挑戰，而國內經濟還在掙扎當中，美國可以選擇繼續在國際講台上唱高調，或暫時與其他國家保持距離，謹言慎行，遺世獨立。
但是如果華盛頓想要擦亮美國這塊招牌，那麼它將不得不在其中保持恰當的微妙平衡。國際社會或許已經厭倦了美國的干涉主義，但是一個撤回國內療傷止痛的美國既不利己，也不利人。本書最後一章將概括中國挑戰的本質，並詳細的審視美國在面對中國時有哪些選擇。
北京共識－－中國權威模式將如何主導二十一世紀？（The Beijing Consensus）
著者：斯蒂芬．哈爾珀（Stefan Halper）
出版社：中港傳媒出版社
中文版出版日期：2011/04/01
售價：HK$92.00
香港輕新聞授權轉載，點擊觀看其他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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