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之後的今天，中國與發展中國家日益升級的戀情結出了種種不同的結晶。核擴散國家、「種族滅絕者」和幾乎所有不同種類的對現存體制不滿的國家以及世界上最聲名狼藉的人權踐踏者們擁有了一個新的金主。中國在國際上的作為不僅阻礙了對西方人而言甚為寶貴的價值觀和自由的傳播，同時在那些由西方發起並主導的全球論壇，如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世界衛生組織等等，中國在這些地方的影響力也與日俱增。
這些機構的新進成員開始拉幫結黨，正逐漸形成小團體和其他聯盟，而且它們的數量也已超過那些舊有成員。在它們的威脅下，西方政府在自己的傳統領地突然有了自己變成了局外人的感受。二○○九年初於倫敦召開的二十國集團會議，僅其會議桌的規模就強調了一個新的重要現實：世界問題的答案不再只存在於華盛頓和布魯塞爾，它們還存在於世界各地日益增多的新的經濟權力中心，以及成員數遠多於北約的全球合作的新形式中。
隨後我們看到西方政治經濟的品牌吸引力不斷萎縮，全球經濟的許多重要組成部分，正在從戰略層面抵制西方的自由市場教義，而中國再次成為這一趨勢的領軍人物。正如我們在第四章中進一步看到的，經濟權力和影響力的槓桿正日益屬於世界各地的國家政府。有一長串的國家，從俄羅斯、巴西、委內瑞拉、沙特阿拉伯到伊朗、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利比亞、安哥拉、杜拜、阿塞拜疆、哈薩克、馬來西亞、越南和其他一些國家，都是由政府而非私人利益來推動經濟的重要案例。
從受歡迎的程度來看，美式理念的吸引力也在下降。在布什政府任期快結束時，皮尤研究中心進行了一次涵蓋四十七個國家的大規模的全球民意調查，其結果令人驚訝。幾乎所有的受訪國中，在二○○七年表示贊同美式民主理念的人數都要少於二○○二年。而且許多國家跌幅明顯，如委內瑞拉下降了二十七個百分點，土耳其和印尼分別下降了二十五、二十七個百分點（請參見表七·一）
《國際先驅論壇報》的羅傑·科恩（Roger Cohen）提醒我們，中國模式的全面崛起恰好與這樣的歷史時刻相吻合，美國近幾十年來的法寶——西方觀念和自由市場的力量，在國家干預面前逐步退縮。在某些方面而言，甚至可以說這種退縮是由一個「學到教訓」的美國所領導。
他們突然發現，「經常被人們嘲笑的歐洲模式有著些許的優點。」而伊恩·布萊默則指出，「受最近全球經濟放緩的影響」，資本主義的新一波浪潮已經到來。 「但是這一次，不僅新興市場國家的政府選擇了對本國經濟進行干預，世界最富有國家的政府同樣如此。」
過去十年中最為突出的例子自然是北京。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決策者，不僅將中國視為一個便利的非西方財富來源，同時還把它看做日益流行的國家資本主義學說充滿希望、出類拔萃的實例。基辛格事務所（Kissinger Associates）曾經的合夥人喬舒亞·庫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宣稱，中國正在為較小和較窮的政府指點明路。中國試圖解決的不單是如何發展自身經濟的問題，同時還包括如何在本國政治走向的獨立性不受影響的情況下融入到全球經濟中去。
新財富中心和資本主義新模式的成長如同一隻多頭獸。然而，它們結合在一起構成了強大的、具有非凡力量的完整的中國。但是，重要的是要記住，中國並沒有刻意要削弱西方集團的力量及其品牌的吸引力，令人出乎意料的真相是，中國共產黨只不過是想要在國內維持其統治地位於不墜。
此外，只要中國國內的政治制度保持不變，他們不大可能作出其他方面的改變。正如第五章闡明的，中國領導人已經身陷於增長的陷阱之中，而這反過來又影響了中國與西方在國際領域的力量平衡。經濟開放也許能保證中共握有權力，但它同時會帶來很高的環境和社會成本，比如貧富分化、地方腐敗、「癌症村」以及隨意徵用土地等。
這些副作用在表象之下暗潮湧動，令領導層深感不安。然而，領導階層找出的壓制政治不滿勢力的唯一方法，是使經濟以一種極度危險的速度日益高速增長。中國的國內問題同樣給其自身加上了一個無法擺脫的桎梏，限制了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接受西方自由主義規範的空間。而為了維持中國內部的政治穩定，中國在進行全球貿易往來時又必須對道德議題充耳不聞並堅持不干涉原則。
因此，華盛頓永無休止地討論中國究竟是合作夥伴還是競爭對手是在浪費時間。這些都是沒有意義的概念，也並非為中國之挑戰定位的有意義方式。你必須了解，中國兩者都是，且又都不是，它介乎兩者之間，至於到底是什麼，取決於你更關注它的哪個方面。為了自身利益，中國將適度地依賴和支援全球治理結構，同時，為了在商業競爭中取得優勢以及國內政治穩定，它又會暗中破壞這些結構。
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在面對中國問題時，必須超越華盛頓以往的思維方式。任何「非此即彼」或「中國不是這樣，就是那樣」等等的傳統二分法都必須捨棄。至少半個世紀以來，華盛頓的政治學究們喜歡用宏大的口號式語言來思考問題。一個重要挑戰的到來，通常都會有倉促創造出來的新政策口號相伴隨，這個口號大到可以將手頭工作及處理它的全部方案以某種方式全部囊括在內。
就中國的個案而言，來自於它的挑戰過於復雜，以致於不能採用一種能適應各種不同情況的萬靈丹般的答案。換句話說，對於中國問題的處理，並沒有一個絕佳的總體大策略。無論何種解決方案，在其各種細節上都存在著難以解決的麻煩。那些所謂的專家學者們以為用圍堵或交往，甚至是「圍堵加交往」（congagement）等方法就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但這些充其量只是收效甚微的空洞概念。
而最糟糕的是，它們極有可能模糊了不同層次的「中國挑戰」。
北京共識－－中國權威模式將如何主導二十一世紀？（The Beijing Consensus）
著者：斯蒂芬．哈爾珀（Stefan Halper）
出版社：中港傳媒出版社
中文版出版日期：2011/04/01
售價：HK$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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