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年前的今日，1983年9月26日。相信本站大部分讀者仍是嬰兒，甚至未出生。年紀較大的港人可能會記得月初愛倫風災，或者某架客機無端被擊落，有十幾個港人失蹤。然而，不少人認為這一日是現代世界其中一個不起眼但極為重要的日子。他們認為某位蘇聯中校的冷靜判斷令今日世界不致毀於一旦，大部分人類仍有幾會生兒育女，今天我們仍能坐在電腦面前……不過，他是否真的拯救了世界？
就國際局勢而言，1980-83年應該是古巴飛彈危機後美蘇兩國關係最繃緊的年代。1970年代後期，美國國力及軍力因為石油危機及越南戰爭失敗而有所衰退；另方面，蘇聯亦因為石油出口收入大增，而有更多金錢投入國防建設上，令他們的常規及核力量「更上一層樓」，美國及北約國家所感受的威脅進一步增加。美國的回應是不惜工本，加速研發新型戰略打擊武器(註1)，軍事競賽進一步升溫。
美俄關係進一步惡化始於蘇聯入侵阿富汗，及右翼對蘇強硬派的列根勝出1980年的總統大選，1981年列根進一步借波蘭團結工會運動經濟制裁蘇聯，同時以壓低全球石油價格為手段，向蘇聯發動經濟戰(而這經濟戰，加上農業歉收，對蘇聯的即時打擊可不輕)。蘇聯的回敬就是史上最大型的常規 / 核戰爭演習——「西方81」，雙方無論枱面及枱底均擺出強硬的姿態，甚至懷疑對方暗中籌劃先發制人的核攻擊。此後兩年，美國海軍與蘇軍都發起了多次極具挑釁性的進攻演習。
形勢在83年達到空前緊張的地步：3月時美國發表SDI計劃，威脅蘇聯的戰略核打擊能力，蘇聯則對美國叫囂若遇到核突擊，會實施“launch on warning”(註2)的反擊戰略。至9月1日更發生大韓007客機因誤入蘇聯遠東區領空而被擊落事件。由於事件可能涉及間諜活動，加上美軍加強在蘇聯遠東區的軍事部署，並在搜尋客機殘期間和蘇聯海空軍連番對峙。連同11月Able Archer 83核戰演習，整個83年下半年，雙方的軍事衝突風險之高，在冷戰時期也是僅見的。
蘇聯防空軍彼德羅夫中校(Stanislav Petrov, 1939-2017)當日是Serpukhov-15 指揮中心的值班軍官，主要監察蘇聯早期預警衛星的報告並向上級通報。他值班當晚，一枚值勤中的紅外線早期預警衛星短時間內探測到美國中部上空有五個不明閃光及熱源，表示可能有飛彈正在升空。由於該區是美國ICBM發射井部署區域，而美國並沒向世界民航組織通報飛彈測試，故有理由懷疑美國對蘇聯發動先發制人的核攻擊。
然而，彼德羅夫認為美國一旦發動核攻擊，斷不會只發射五枚，故他認為衛星有可能出現故障或誤判，故只向上級通報衛星可能出現錯誤訊號，並等待蘇聯長程預警雷達作進一步核實，10分鐘後，當飛彈理應進入預警雷達的偵察範圍時，長程預警雷達系統怎樣搜索也無法找到飛彈，甚至到預算飛彈擊中目標的時間(20分鐘後)，蘇聯城市連屁事都沒有一個。事後查證，當時美國中部上空出現一些反光雲，剛好將陽光反射到衛星的鏡頭內，故才引起誤報，而由於當時沒有其他衛星在附近軌道，無法作雙重查證。
問題是，就算彼德羅夫中校照樣將衛星的發現傳到防空軍指揮中心，形勢會否像傳媒所說一樣，觸發核子戰爭呢？我們先要理解80年代初期蘇聯導彈預警與核戰略指揮系統的情況，以及同年蘇聯核反擊的速度問題。
- 80年代初期蘇聯導彈預警與核戰略指揮系統：
蘇聯時代的預警雷達及預警衛星系統由防空軍集中管理，70年代中期以後已步建立一套完整的彈道導彈預警系統，比美國慢了大約8年。整個系統由不同指揮中心、6至7枚Oko紅外預警衛星系統、三套長程預警 / 射擊管制雷達，以及一個較原始的反彈道導彈系統組成。
基本上，部署於高橢圓形軌道的Oko負責在近地點位置以紅外線與光學攝影機對準地球，探測北半球一帶是否有可能代表火箭發射的強光或高熱源。一旦發現熱源，即會通報兩個衛星地面中心，中心會將訊息上報防空軍的預警中心。同時，DUGA-3遠程警戒雷達會透過其長波超地平線雷達探測地平線以外的大氣層有沒有高熱火箭尾焰留下的離子尾；德涅斯特長程預警雷達(北約代號「雞屋」，最遠探測距離6000公里)則會等待飛彈上升至雷達可｢見｣的範圍，進一步確定飛行參數與彈道落點。如果目標預計在莫斯科周邊地區，防空軍會視情況，發射A925型大型核彈頭攔截彈進行攔截。整個攔截會由雷達系統多瑙河3 / 3U雷達(北約代號「狗屋」及「貓屋」)負責導引。
另方面，當防空軍知道預警衛星及雷達的情報後，會上報總參謀部，由總參謀長(通常會同國防部長)直接與總書記聯絡，商討是否進行核反擊。決定完成後，參謀部會向指揮中心下達命令，在對方飛彈落地前啟動各發射井的發射程序，同時遙距轉變各ICBM的原有軍事目標(如發射井)至都市及工業目標，作為大規模報復手段。
蘇聯核反擊速度問題
必須指出的是，蘇聯雖聲稱擁有“launch on warning”的核反擊能力，但以當年擁有的指揮系統和武器而言，其實有和沒有沒分別，因為其反應時間至少需要25分鐘以上，比美國的慢得多。這原因在於：1. 蘇聯的核武指揮及密碼手提包尚未投入現役，故下達反擊命令要經總參謀部的指揮中心發送，反應自然較慢；2. 蘇聯當年絕大部分ICBM及SLBM都是液體燃料火箭驅動，準備及加注燃料時間需要25至35分鐘(註3)。所以，即使總書記毫不猶疑地下令發動反擊，等美國的核彈頭落地時，大部分準備參與反擊的蘇聯ICBM仍然在加注燃料中，應未能及時發射。事實上，要到1985年過後，蘇聯才開始具備和美國對等的“launch on warning”能力。
由上述兩點可知，照常理，即使彼德諾夫如實報告有四至五枚飛彈接近中，蘇聯決策當局未至於過敏到認為核大戰爆發並立即發射飛彈，因為防空軍的雷達系統沒有失效，可進一步查證及確定對方ICBM的目標。就算是美國，北美防空中心在八十年代初期各種假警報事件就達1100宗以上，絕大多數都可利用雙重查證加以排除，單單一個錯誤警報是否就能令蘇聯預警系統無效化並令核戰爆發，頗成疑問；其次，以蘇聯當年核反擊較慢的速度，美國的ICBM擊中目標後，剩下反擊用的飛彈才完成發射準備。蘇軍大可一直進行發射前準備工作，並等待更多受襲證據後才下達全面反擊。
當然，常理歸常理，1983年8-11月卻是好幾個偶然因素走到一起的危險日子，令整件事的變數大幅增加：除上述提及的危機外，蘇共總書記安得羅波夫的於2月時被驗出嚴重腎衰竭，8月下旬已不得不攤在醫院病牀上，無法正常履行職務了。
大韓航空被擊落後，蘇聯領導層此時也處於高度緊張狀態。安德羅波夫作為前KGB頭子及蘇聯改革的開路者，他對西方戰略企圖的了解比其他中央委員都要清楚，有能力判斷形勢，而且1981年仍是KGB主席時，他已動員大部分KGB的海外渠道，監察西方任何對蘇發動核突擊的意圖；然而，83年底他的健康狀況已達無法正常視事的地步，是否有能力作出正確判斷，我們無從得知，而陷於群龍無首且高度緊張的國防部 / 總參謀部官員，以至各中央委員究竟怎樣想，我們更加無法估計，畢竟，80至83年之間蘇聯在國際外交層面及經濟上的困難，已經令他們對於西方的進一步意圖有強烈的戒心及敵意 (題外話，對蘇聯軍政當局而言，當年最大的戰爭危機不是這次，而是北約於11月發動的Able Archer 83核戰演習)。
更重要的是，美國同樣可截收蘇聯總參、防空軍及戰略火箭軍之間的通訊。當他們截收到通訊急劇增加及飛彈有準備發射的動作，他們會作何想？當時美國同樣知道安德羅波夫已經卧病在床，而且他們亦同樣懷疑蘇聯想對美國發動先制攻擊，畢竟1983年9月對美國而言，軍事形勢也是同樣緊張。
至於美蘇熱線在那個時刻是否有助緩解危機，也存在變數，畢竟我們不知道列根當天的日程，而事前兩國的關係也已惡化至新低點，熱線是否有助令雙方消除疑慮，也是疑問。更大的問題是，安德羅波夫更是因為嚴重腎衰竭已住進醫院，幾個月後就逝世，當時他能否親自使用都是疑問(嚴重腎衰竭的其中一個病徵是經常昏睡)。如果美方發訊息過來時，安德羅波夫根本無力回應，或接訊息的是國防部 / 總參的高層，美方會作何想？會否進一步懷疑蘇聯最高領導層已由軍方接管並準備發動核戰爭？
由上述情況可知，就算彼德諾夫中校將衛星的誤訊直接傳送到防空軍指揮中心，是否必然引發核戰，仍然是不可預知的。一方面，蘇聯遠程預警系統中的其他手段並沒有失效，可反覆查證來襲訊號是否誤報，而且蘇聯本身較緩慢的全面核反擊所需時間反而給予蘇聯更多時間一路準備，一路等待更多對手發動攻擊的實證；然而，另方面安德羅波夫的身體狀況可能令緊急狀態下的直線通訊出現困難、美蘇之間的強烈不信任及雙方均意識到對方可能發動先制核攻擊，卻可能令局面急劇惡化，蘇聯即使是作為預防性手啟動核反擊程序，美國會如何判斷，也是另一個變數。由於變數太多，我們難以估計後果。
無論是否有效阻止核戰，彼德羅夫的故事告訴我們：權力愈大，責任愈大。當你已站在有能力影響國家(甚至人類存亡)的崗位上，更應利用自己的專業判斷，冷靜應對，謹慎行事，方可不會做出一些後悔莫及的事。最後，願彼德羅夫中校一路好走。
註1：包括隱形轟炸機，即日後的B-2，以及命中精度(CEP，圓概率誤差)達到90-120米的D-5 三叉戟2型SLBM與MX 重型ICBM。當然，更令蘇聯如芒刺背的，是號稱CEP只有12米，能對蘇聯西部地區的重要軍事目標作精確攻擊的潘興2型中程彈道導彈(IRBM)。
註2：意思大約是｢收到警告即發射｣，指收到確實有核導彈奔向己方目標，即使未命中，就會展開反擊程序。
註3：事實上，當年蘇聯只有兩種固體燃料ICBM /長程SLBM，可在10分鐘內發射，分別是60枚RT-2P型單彈頭ICBM，以及剛剛投入戰備4個月，數量只在個位數並部署在颱風級一號艦上的R-39 SLBM。要留意的是，根據俄國資料顯示，由於其短時間內即可發射的特點，部分RT-2P是用作搭載核戰用的緊急空間通訊載荷，故能用作迅速反擊的可能只有50枚，而且它們只是單彈頭導彈，實際打擊能力遠遠不及諸如R-36M系列的重型多彈頭ICBM。考慮到整個核戰略決策及執行的速度，也未必趕及在美國核彈頭落地前就發射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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