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以色列受到一系列神秘攻擊：巴勒斯坦武裝份子以綁上炸藥的風箏和氣球，然後借助風向，穿過加沙和以色列的邊境，攻擊以色列南部。目前以色列政府宣稱6,400英畝的森林和農田受到破壞，損失金額達數以萬計。作為報復，以色列決定關閉加沙的貨櫃出入口Kerem Shalom，只容許「人道物資」(如食物和藥物)通過。
部分讀者或會記得，2000年至2010期間，加沙多次有武裝分子向以色列發射火箭，觸動以色列防衛軍開火反擊，甚至數次進軍加沙。如果有仔細留意新聞，或會記起「哈馬斯」(Hamas)這個恐怖組織的名字。為什麼巴勒斯坦人會心甘情願服膺恐怖組織哈馬斯的管治？巴勒斯坦不能立國，是不是他們自作自受呢？
和平幻影：奧斯陸協議
1993年的一則突發新聞：以色列總理伊扎克·拉賓(Yitzhak Rabin)與巴解組織(以下簡稱PLO)主席亞西爾·阿拉法特(Yasir Arafat)簽署奧斯陸協議(Oslo Accords)，終於為長達100年的以巴衝突劃上句號。
恐怕各位要失望了：在協議上劃上句號很容易，但是現實中，不是書寫一份協議就能化解往昔的恩仇。痛失親友和家園的以巴居民，豈能夠輕易互相原諒？
事實上，拉賓和阿拉法特兩人也不是誠心希望達成和解：兩人只不過是玩玩政治遊戲。以拉賓為例，他主要是希望與巴勒斯坦達至某程度的和解，作為日後與約旦簽署和平協議的基石。
至於阿拉法特，他的動機似乎是因為走投無路而決定孤注一擲，希望以巴和平能夠為他重建聲威。換言之，他只不過是希望和平協議能夠確保巴勒斯坦國將會由他所領導的PLO管治。
PLO全名為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建立於1964年，實質由埃及控制(因為埃及希望巴勒斯坦能夠成為自己的附庸國)。然而，1967年的六日戰爭過後，埃及與其他阿拉伯國家大敗，而以色列防衛軍也極力打壓PLO，令巴勒斯坦一時間失去了政治代表。在這個時候，位於佔領區的其中一個小支派法塔赫(Fatah)，致力於改善民生和培養反抗勢力，政治實力有所增長。法塔赫埔充了權力真空，但自然引起以色列的注意。不久，法塔赫敵不過以色列防衛軍，被逼離開佔領區。
法塔赫實力有增無減，其領導阿拉法特於1969年一躍成為PLO主席，遊走於各個阿拉伯國家，並向以色列發動攻擊和恐怖襲擊。一方面，他極力爭取各個阿拉伯國家支持(當然以資金和武器為主)，另一方面他也需要抗衡這些阿拉伯國家的野心(尤其是約旦和埃及都企圖令巴勒斯坦成為附屬國)––結果造成多次衝突。
PLO先後開罪約旦(1968至70年)和捲入黎巴嫩內戰(1975-1982年；內戰則持續至1990年)，只好尋求伊拉克的支持。不料，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一眾阿拉伯國家與美國聯軍攻擊伊拉克，令「站錯邊」的PLO更受孤立。戰後，美國有意推動中東和平(當然，穩定的石油供應也符合美國利益)，於是遊說以色列政府和PLO和談。
外交上孤立無援的PLO，有沒有其他皇牌在手呢？雖然PLO的高層(阿拉法特等人)四處流浪，但PLO在西岸和加沙也有成員負責管理內政事務。然而，這些PLO成員貪腐無能，重挫PLO的威信。可見，PLO於1990年的情況，相當不妙。
正因為阿拉法特內外受困，他同意簽署奧斯陸協議，恐怕是為了鞏固PLO的權力，多於達成真正的和解。事實上，簽署奧斯陸協議時，以色列和PLO互相承認對方為合法政權。因此，阿拉法特的目標可能就是想以色列承認PLO為合法的巴勒斯坦政府，從而鞏固他在巴勒斯坦的統治地位。
聖戰之魂：薩拉丁與拜巴爾
熟讀十字軍歷史的讀者，應該會知道薩拉丁相當克制，聖戰期間鮮有屠殺(多數是針對最為暴力的聖殿騎士)；相反，拜巴爾一世經歷過蒙古軍入侵，而伊斯蘭世界也一度頻臨滅亡。他的聖戰中，士兵的復仇心理相當濃厚，於是屠殺變得十分普遍。
同樣，短短20年內，哈馬斯由鼓吹溫和的聖戰，演變為發動自殺式襲擊。激進的聖戰思維植根在巴勒斯坦人民之中，其中一大原因，就是PLO與以色列所簽署的和平協議，根本只是一張廢紙。
前部提到，1993年的奧斯陸協議，可以說是PLO垂死掙扎時採取的最後一步，而PLO在這段時間內，因為成員貪污無能，不得民心。早在1987年，巴勒斯坦人發起第一次起義(The First Intifada)，以簡陋的武器對抗裝備精良的以色列軍隊。他們深知勝算不高，但是希望至少可以吸引國際注意。
PLO始料不及，只能給予口頭上的支持，但實質上無法支援或組織武裝反抗。一如1967年的六日戰爭後，巴勒斯坦出現權力真空，立場相對激進的哈馬斯迅速填補空缺，成為加沙巴勒斯坦人的政治代表。
哈馬斯崛起的情況和原因與法塔赫頗為相似：一直以來，哈馬斯也專注於地區工作，組織社會服務和慈善活動。不過，哈馬斯屬於伊斯蘭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的分支之一，也信奉伊斯蘭主義，主張政教合一，對以色列採取強硬立場，拒絕和談、不承認以色列，甚至主張透過聖戰消滅以色列。
1993年的奧斯陸協議因為1995年拉賓遇刺身亡而觸礁：只有任期由1999年至2001年的工黨總理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曾經出席2000年大衛營高峰會，嘗試重新落實拉賓的和平協議，但是阿拉法特不滿意以色列打算保留東耶路撒冷，拒絕接受以色列的條件。巴拉克不願意就東耶路撒冷的議題讓步，其中一大原因，是因為他明白國內的宗教勢力絕不接受東耶路撒冷落入巴勒斯坦人手上。
繼任拉賓的本雅明·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任期1996至1999年；2009至今)和阿里埃勒·沙龍(Ariel Sharon；任期2001至2006年)皆是「宗教右派」(相對於過往的宗教錫安主義)。他們認為加沙和西岸屬於古猶太國的領土，所以是以色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以色列大多數時間都是以「耍太極」的方式拖延時間，拒絕落實和平協議。
2000年，忍無可忍的巴勒斯坦人(他們認為以色列人在1996年選出右派總理內塔尼亞胡，已經反映以色列人打算違反和平協議；溫和左派的巴拉克也居然想吞併東耶路撒冷，也是以色列人不可信任的另一原因)再一次發動起義(史稱第二次起義；The Second Intifada)，並出現更多自殺式襲擊等極端手法來對抗以色列––這一次，哈馬斯也不忌諱濫殺無辜的罪名，向以色列平民發動攻擊。相對之下，第一次的起義比較接近薩拉丁的聖戰，局限於戰場上的交鋒；到了2000年的這一次起義，更加似拜巴爾的聖戰：只要是異教徒/敵人，都可以殺絕。
這種愈益極端的反抗方式，當然被西方世界定性為恐怖主義。不過，巴勒斯坦人可不這樣想，他們認為以方裝備精良，入侵家園並多次殺害無辜的平民，故恐怖襲擊是合理的反擊方式(同時也滿足了他們的復仇心理)。
巴勒斯坦人經歷第二次起義後，愈加支持哈馬斯：2006年的選舉中，哈馬斯大勝法塔赫，取得加沙的大量民意代表；次年，哈馬斯以武力擊敗加沙的法塔赫政府。時至今日，加沙和西岸雖然同是巴勒斯坦國土，但是兩地的人民猶如兩個國家––或者也可以說是內戰中兩個陣營。
諷刺的是，哈馬斯和法塔赫的崛起有其相似之處，沒落的情況也有幾分相似。哈馬斯之所以得到支持，主要是因為以法塔赫為主的PLO沒法帶來改變，而哈馬斯在2006年之前，作為反對派當然有大量機會抨擊無能的PLO。
選舉與政變過後，哈馬斯接手處現問題，面對的挑戰更加令人頭痛：在西方社會的支持下，以色列拒絕承認哈馬斯為合法政府(當然，哈馬斯亦不願承認對方)，所以雙方無可能談判；軍事方面，哈馬斯兵力有限，武器也比不上裝備先進的以色列防衛軍，於是只能依靠自殺式襲擊和火箭炮來攻擊以色列––而以色列反攻時，為巴勒斯坦人帶來的傷害遠高於哈馬斯的戰果。
加沙民眾對哈馬斯抱有過高的期望，自然經歷沉重的失望。哈馬斯束手無策，內部也出現貪污腐敗的情況，後來也發生派系紛爭。
聖戰的幽靈
可見，巴勒斯坦恐怖主義冒起，並非沒有原因。以色列憑藉強大的軍事力量，佔領巴勒斯坦的大部分土地，並且多年來沒有什麼達至和平的誠意或舉動，當然令巴勒斯坦人感到氣憤和絕望。以武器簡陋的巴勒斯坦人立場而言，面對裝備先進的以色列防衛軍，自殺式襲擊是無可奈何、逼不得已的抗爭方式。
恐怖份子濫殺無辜固然不對，但是如果我們站在巴勒斯坦人的角度去看以色列軍隊的進攻或反擊行動，他們也曾多次在戰場上濫殺無辜––那麼，他們的行為又是不是等同於恐怖主義？
最後，不少巴勒斯坦人一生一世活在亡國的悲劇之中，無人權，無安全保證，也沒有立國的希望。他們只能依賴宗教，為茫茫的人生帶來一絲的慰藉。不幸地，世代相傳的仇恨融入了宗教，重新燃起了拜巴爾的怒火––凡是敵人，一個不留。
聖戰的幽靈，依舊在巴勒斯坦上空徘徊，繼續抹去天真的笑容，奪走無辜的生命…這一場國際舞台上的悲劇，又能否透過外界的調解而早日完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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