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爆發——40日的循環
雖然伊朗並非完全依賴石油產業，但是無可否認，石油佔國家收入的一大部分。油價下跌，對國民而言影響不小。經濟問題浮現，促使民眾尋求轉變；政治訴求，觸發一連串的示威和暴動，最終引發1979年革命。
1977年10月23日，霍梅尼的兒子穆斯塔法(Mostafa)身亡，但死因可疑，再加上他父親的反王室立場，更加令人懷疑是沙阿派人暗殺穆斯塔法。1978年1月7日，官報刊登一稱文章，指責霍梅尼與英國和蘇聯合謀，企圖推翻沙阿政權。除了這個荒謬的指控之外，文章亦向霍梅尼作出人身攻擊，暗示他是外國來的同性戀詩人。烏力馬和神學學生大為不滿，次日上街示威，並於警方發生衝突。1月9日，警方向人群開火，造成傷亡，觸發全國更多城市示威。仍然流亡於巴黎的霍梅尼鼓動全國群眾上街。
半島電視台在伊朗革命30周年播放的特備紀錄片。雖然卡塔爾是遜尼派國家，但和伊朗關係不錯，半島電視台相關報道也頗為中立。
2月18日，各大城市的伊朗人民為40日前身故的示威者舉行追悼活動，並藉機再次示威。不少地方相安無事，但是大不里士(Tabriz)的警方封鎖清真寺，試圖減低烏力馬對示威的影響。不過，群眾一度壓倒警方，令示威演變為暴動，有人乘機洗劫和破壞警局、銀行、戲院等等。結果，警方再次開槍，方能平定暴動。
對於警方再次射殺示威者，伊朗人民更為不滿。40日後的3月29日，全國各地再出現示威；警方為了控制局面，只能採取同樣的鎮壓手段。如是者，40日的循環持續至6月15日。這一天前，霍梅尼繼續呼籲群眾上街，但最後沒有出現他所期待的大規模示威，因為不少烏力馬擔心沙阿會全力鎮壓示威，屆時他們將損失慘重。此後的一個月裡，伊朗依然有零星規模較細的示威，但是社會整體回復平靜。
局勢失控
然而，8月19日，一場大火重新燃起人民怒火。伊朗西南端的城市阿巴丹(Abadan)內，一所名為Cinema Rex的戲院發生大火，造成約370人死亡(亦有說超過400人)，多人受傷。政府和反對派互相指責，但是普羅大眾多數相信反對派的言論，反映政府早已失信於民。
1978年10月，德黑蘭沙阿紀念塔(即今天自由紀念塔)之舉行大規模示威的伊朗學生及民眾。學生手持霍梅尼的大幅照片。(網絡圖片)
到了9月初的開齋節(Eid al-Fitr)，超過20萬人(亦有說人數達50萬)加入示威。9月7日，沙阿終於意識到民怨升達沸點，於是委任總司令奧韋西(Gholam Ali Oveissi)擔任德黑蘭的軍事總督(military governor)。次日，以無情著稱的奧韋西下令開槍驅趕示威者，造成89人死亡，多人受傷。不過，由於新聞審查嚴密，於是大屠殺的謠言流遍全國，令群眾相信和平示威已經不再有效。取以代之的，自然是暴動。
一直至11月，伊朗幾乎陷入無政府狀態，但沙阿這時才明白，他不能再迴避問題，於是透過電視和電台，向伊朗人民發言。在演辭中，他讚揚人民勇於反抗壓迫和貪腐的政權，但他不滿意部分激進人士借機暴動。沙阿承諾不再犯同樣錯誤，亦答應將會給予人民自由、自由選舉和1906年的憲法。不幸地，這篇演辭來得太遲了——人民早已希望沙阿下台，但他們也意想不到的是，沙阿在演辭的開首，居然是認可人民的革命！
原來這一連串的示威和暴亂，是革命！了解這一點後，伊朗人民變得更有決心，要推翻這個無能的政權。
人民的勝利
沙阿模稜兩可的取態，令警方和軍隊難以行動。一方面，演說明顯指出沙阿支持革命，但是另一方面，沙阿任命沙普爾·巴赫蒂亞爾(Shapour Bakhtiar)為首相，希望他的改革政見和溫和立場能夠為政權帶來一絲存活的希望。不過，全國治安失控後，激進的示威者乘機攻擊政府機關和國內的西方人，令國家真真正正處於無政府狀態。
最後，沙阿終於明白，離國「休息」是他的最後一步。1979年1月16日，他與王后帶著數名隨從，前往梅赫拉巴德機場(Mehrabad Airport)。飛機起飛後，沙阿徹底明白他是如何的不受歡迎：當他要求用膳時，機組人員表示，機上沒有食物和餐具，因為地勤人員不願意把它們運到機上。結果，沙阿和王后只能進食護衛的隨身攜帶的糧食。
巴赫蒂亞爾釋放所有政治犯、解散秘密警察SAVAK等舉動，固然贏得部分群眾支持，但是他警方同樣成為群眾的攻擊對象，結果新政府沒法維持治安。同時，流亡巴黎的霍梅尼抨擊巴赫蒂亞爾(主要是因為霍梅尼不願意信任世俗政要)，批評他是沙阿的手下。由於霍梅尼早已成為伊朗示威者的精神領袖，所以巴赫蒂亞爾的民望馬上「插水」。為了挽救局勢，巴赫蒂亞爾宣佈霍梅尼可以回國，而霍梅尼當然馬上安排好時間。巴赫蒂亞爾反悔，派出軍警駐守機場。神學學生企圖衝入機場，卻被射殺。到此，巴赫蒂亞爾的政治生涯劃上句號。
2月1 日，數百萬名伊朗人民湧到街頭(機場外已經站滿了人)，迎接霍梅尼回國。他乘坐的法航747於9點30分降落於梅赫拉巴德機場。群眾一度擔心軍方會擊落客機，但飛機安全著陸。機門打開，一名滿臉鬍子的老人走出機艙，由機組人員協助走下來。
不久，伊斯蘭共和國成立。
革命的意義
沙阿無力改善國內經濟，並遲遲不願推行政治改革，為他的倒台埋下伏筆。他不明白1906年的憲法精神，早已成為了伊朗政治的一部分。經濟欣欣向榮時，群眾還可以過活，當然可以忍受自由度低的政治管治。無可否認，沙阿的經濟和工業發展有其貢獻，但是他30年來一直縱容貪污腐敗的官員，難免漸漸失去民心；末期的政治倒退，亦為革命燃點了導火線，使怨氣逐點逐點地爆發，直至局勢無可挽救。
打壓異見亦加速沙阿的沒落：不論是政要、知識份子、烏力馬或學生，威嚇他們也許可以令他們不敢作聲，但始終改變不了他們的想法。世俗政要和西化的知識份子，票源是聚居於城市的中產階層；烏力馬和神學學生的支持者，包括市集商人、農村居民和低收入人士。比較兩者，可以看到宗教派系較難打壓。因此，沙阿的政治打壓，長遠而言只能打擊世俗政黨(如溫和民主派及共產黨)。換言之，沙阿倒台後，最具組織能力和影響力的「政黨」，是宗教派系。所以，我們也不難理解，沒甚麼政治經驗的霍梅尼及其親信往後能逐步戰勝世俗政黨。
值得注意的是，歐美沒有介入革命，亦沒有計劃進軍伊朗，幫助沙阿復位。不過，歐美長久以來支持貪腐的沙阿政權，一方面令部分比較保守的民眾覺得美國和沙阿皆是蛇鼠一窩；另一方面，對於部分知識份子而言，美國支持沙阿政權的原因，只不過是希望利用伊朗圍堵蘇俄。因此，在大多數伊朗人民眼中，美國的惡劣形象非常強烈。
立憲革命的幽靈依然徘徊大地：很多人都聯想起1906年的革命，最後因為英俄介入而付諸東流。1979年，不少伊朗人擔心歐美派軍干預——這一點正好被霍梅尼利用——也許霍梅尼的原意是拉攏各方的民族主義者，但最後，他也巧妙地借助局勢發展鼓吹其政治觀，逐步清除政敵，最終令伊朗轉變為他心目中的理想國度。
那年2月1 日，無比欣喜的伊朗群眾向霍梅尼歡呼，期待著伊朗歷史的新一頁，但誰又想到，伊朗在往後的40年，將會踏上一條崎嶇的道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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