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的金融管理能力和華盛頓共識普遍受到輕視之際， 越來越多中等實力的區域強權發現了這種管理手段的優點。其 中包括印尼、越南、尼日利亞、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 坦、委內瑞拉、巴西、南非、烏克蘭和埃及。它們有些是不穩 定的「民主政體」，有些從中國先進的「有別於西方的途徑」 中得到啟發。
它們涵蓋了許多情況各不相同的國家，有的像是越南，推崇中國模式（雖然是在特定前提下）並將它的某些特點融入到自身的統治模式中；有的則像是埃及，曾經試圖建立民主政治但卻失敗，又受挫於貪腐、資源短缺，以及缺乏西方啟蒙精神的歷史文化，因此看到中國的穩定與增長而羨慕不已。
這些國家可以被稱為「關鍵第三者」（pivot powers）。作為區域領袖，要么倒向中國，否則倒向西方模式，但無論如 何，它們的行動將對鄰近國家產生漣漪效應，左右其他國家的選擇。 北京在這場競賽中大步進逼，因為第二和第三世界的 統治精英，在判斷中國模式是否適用於本國的發展時，看到了 兩個對他們極具吸引力的要素。
第一，中國的崛起證明了中等 規模的國家也能夠在短期內提升全球地位，而不需要經過政體 變更，或意識形態的妥協。第二，此一模式提供一條不需對統 治者進行任期限制，也不需要吵鬧的立法機關、愛挑小毛病的 媒體，以及意見莫衷一是的公共輿論，就能達到繁榮與穩定的 途徑。
作為一個風向球，這些關鍵第三者的選擇驗證了中國模式 作為市場民主的替代品是會被接受還是被拒絕。此外，和這些 區域大國政治、文化及歷史背景較相近的其他小國，也較容易 受到它們的影響。
中國模式適合我們嗎？
越南、緬甸、柬埔寨的官員成群結隊地到中國訪問，學習 中國發展經驗可資利用的部分，尋求如何規避政治自由化，又 能促進經濟發展。敘利亞及伊朗政府都公開宣稱，他們希 望復制中國的發展經驗，使經濟增長但同時控制政治異己分 子。
要說明中國的混合式治理模式（hybrid governance）如何 能夠吸引越來越多的國家，伊朗或許是最好的一個例子。二 ○○六年，伊朗政府派出一隊包括國會議員和政府官員的高 級代表團訪問上海和及深圳，這是兩個代表中國發展途徑的 快速發展的城市。
伊朗國會經濟委員會主席阿德爾·阿札爾 （Adel Azar）隨即宣稱，他被中國和伊朗在活力上的差異「嚇 到了」。 《華爾街日報》報導，伊朗的官員當時「仔細地觀察了中國是如何解決一個困擾著世界各地的鐵腕政府的謎團： 國家該如何在放鬆對經濟的掌控的同時，不會失去對政治的掌控？ 」，阿札爾對國際媒體吐露，「我們和中國幾乎同時開始討論私有企業，現在我們還在爭辯，但他們已經取得如此進展」。
伊朗籍經濟學家德賈瓦德·沙雷西-伊斯法哈里（Djavad Salehi-Isfahani）總結道：「他們喜歡中國的關鍵在於，他們認 為中國的例子正表示，經濟增長未必需要民主。」
不幸的是，對於國際上的自由主義者而言，這樣的印象正 在世界各地擴散。老撾政府於二○○五年時宣布，「我們看到中國經濟正在增長，我們認為這值得我國借鑒，建設社會主義與推動經濟增長並進。」
就在二○○六年，蒙古總統拜訪白宮，在討論兩國關係的未來之後，一位外交部長的特別助理私下透露，當他們的政府一再公開宣示民主改革的決心時，「我們實際上更欣賞中國的表現」，他解釋道，在中國的模式之下，「你能享受每年百分之十的經濟增長、培養出一群中產階級、國家元首又不用擔心四年後就失業……又能避開民主的種種副作用。」
毫不意外的，中國和古巴這兩個至少在名義上的共產主 義國家，在過去幾年間進行了多次各種形式的互訪。一九九二 年，我首次與古巴經濟與計劃部長討論時，他曾談及八年前在 中國和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針對中國早期混和經濟 模式的實驗有過討論。
兩國間的互動持續地進行，近年來更關 注如何協助勞爾·卡斯特羅（Raul Castro）從事必要的改革以修 補破損的經濟。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古巴專家威廉·拉特里夫（William Ratliff）觀察到，「過去十五年間，古巴政治、 軍事及企業精英的重要成員，包括菲德爾·卡斯特羅、勞爾·卡斯特羅以及三分之二的共產黨政治局成員都拜訪過中國，並對中國的改革經驗深感興趣。」
對馬來西亞而言，中國的魅力在於它能夠動員社會力量推 動經濟發展，卻又能確保社會衝突不升高，也不用賦予個體更 多的權利與自由。巴西的政策制訂者實地參訪中國，學習中 國中央經濟計劃的管理技術。埃塞俄比亞以極大的興趣，仿 效中國發展經濟卻不向自由主義的國際規範妥協的經驗。
在此必須回到描述中國時一再出現的主題：北京剛好遇 到了最佳的時機。二○○八年一項針對西方以外地區的民調顯 示，民眾對保障社會秩序、實現經濟承諾的渴望，已經超過對 西式自由民主的夢想。
一九九六至二○○○年之間，只有百分之二十七到三十七的拉丁美洲民眾對民主表示滿意，二○○二年民主支持度甚至比一九九六至二○ ○○期間更低，只有百分之十九的人信任政黨，百分之二十二的人信任國會，百分之二十六的人信任司法。
二○○八年一項世界民意研究得到類似的結果，馬里蘭大學的國際政策態度計劃訪問了將近二十個國家的兩萬名民眾， 了解他們對七個主要領導人「處理國際事務」的信任度。結果 兩位領先者分別為俄羅斯總理普京和中國的胡錦濤。怎麼會 這樣？
原因可從三方面來回答，美國駐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現任特使霍爾布魯克（Richard Holbrooke）清楚指出，這樣的態度表示「人們對大國領導人處理現有問題的方式並不滿意。」第二，調查進行時，正值伊拉克的動亂不斷，阿富汗的情勢惡化、南亞區域不穩定程度升高，以及一般認為源自西方國家的經濟衰退持續。
同時，中國和俄羅斯卻相對穩定，國民生產總 值也保持在高點。另一方面，評論者表示，也許最重要的因素 是，啟蒙運動時期放諸四海皆準的民主理念，無法像在西方尤 其在美國那樣深入非西方世界的心理和政治層面中。
毫不令人 意外的，伊拉克崩潰之後，這些理念在中東國家受到最嚴重的否 定，而中國在這個地區的支持度也連帶地增加。在表四·二中， 除了以色列以外，各國對美國的負面評價比例都超過中國。
但即使在肥沃月灣之外，美式民主在各發展中國家的推動 也相繼受到挫敗，部分原因是，在極度貧窮的國家民主投票很 少能解決問題。越來越多的選民決定選擇擁抱強硬的官員（例 如普京或查韋斯），只要他們能帶來經濟增長與社會秩序，能 讓一般百姓的普通生活一年好於一年。
拉丁美洲是最明顯的例子，一項二○○三年的調查發現， 超過五成的受訪者同意「只要能解決經濟問題，我不在意讓非 民主的政府上台。」
過去二十年間，貧困國家施行民主化的結果，尤其令人失 望，例如印尼、柬埔寨和孟加拉。諸如中國與新加坡等東亞模 式的擁護者趁機抓緊這些例子，以此來證明西方的民主政治並 非放諸四海皆準的。前新加坡大使陳慶珠（Chan Heng Chee） 強調，兩者之間的差異在於「發展中國家可因放慢民主的腳步獲益。就算民主真的在亞洲出現了，亞洲的民主也應該與西方模式有所不同，應該少點開放，多點管制，且應當更強調集體利益而非個人權利。」
新加坡前領導人及國父李光耀在二○○八年為區域領袖發表共識演說提到，「除了幾個例外，民主並沒有給新的發展中國家帶來好政府。亞洲人所推崇的東西，未必就是美國人或歐洲人所推崇的。西方人所重視的是個人自由。身為一個浸淫於中華文化的亞洲人，我的價值觀是政府必須誠實、務實、有效。」
李光耀同時指出，民主的過程可能帶來非自由的結果。部 分非洲、亞洲及拉丁美洲實現民主化的國家，都轉為不同形式的集權統治，或者深陷於一種無法運作的民主當中。因為社會 團體缺乏足夠的資源，無法有效地參與決策形成的過程。社會 及政治問題上的合作，通常被內部的意見分歧以及不同族群之 間的互不信任所破壞。而那些已經下野的統治精英，卻又持續 把持政治權力以及關鍵性的國家資源。
因此，如同我們在本章所見，市場集權模式在理念的戰 場上，對盛行的市場民主模式帶來了強而有力的挑戰。換句話 說，它顛覆了西方傳統的思想基石，即經濟自由需要靠政治自 由及最小政府來實現。越來越多的國家在看到這種新的替代 模式，即北京這個活招牌的時候，眼神裡閃爍著過份樂觀的 光芒。
我們同時也看到中國採行了一種複雜、多面向的外交政策。北京有決心並巧妙地獲取物質及政治上所需的必要資源， 同時極力避免正面的衝突。中國帶來的挑戰是間接的。它迂 回但又煞費苦心地利用西方展現的弱點及裂痕，精心地汲取好處。
然而，當我們從西方的政治中心來看待這個議題時，很難 抱持同樣的看法。華盛頓有一派樂觀的想法以為，與西方國家 的交往，將最終改變中國的思考與行為模式，使它越來越接近 西方國家。這種漸進主義式的中國增長觀十分普遍，尤其對那 些居住於中國之外的人而言。這是一種誤解，而其原因要回到 中國國內去尋找。下一章，我們將討論一個經常被人忽略的問 題：中國強盛的外表與脆弱的內部之間的連結。
北京共識－－中國權威模式將如何主導二十一世紀？（The Beijing Consensus）
著者：斯蒂芬．哈爾珀（Stefan Halper）
出版社：中港傳媒出版社
中文版出版日期：2011/04/01
售價：HK$92.00
香港輕新聞授權轉載，點擊觀看其他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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