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1848年手稿和人道主義馬克思的討論，曾在思想界引起過那麼大的轟動，對於如我這一年齡的中國人來說，這已經很難理解了。 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人，所面對的思想語境，與文革前所成長起來的那代人完全不同。但黑格爾講過，歷史是螺旋式發展，比我們更年輕的世代，或許對於主義的爭論，將有比我們更深刻的體認。
最近幾年，因為社會中階級問題的尖銳化影響了高校裡的青年學生，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武器的學生組織也走出校園介入社會。這導致了近期各高校汲汲「維穩」的行政官僚與「馬會」學生組織發生對立。這批學生，以至於這個世代的學生，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情感，相較於他們的兄長輩和父親輩，可能更與他們的爺爺輩接近。
但任何一種理論，要成為「武器」，必須在新的時代裡進行新的解釋。維穩官僚和「馬會」學生，都在主張馬克思主義。誰的才是真理？類似問題其實在歷史中不斷上演。認為劉歆篡改六經的康有為，在與徐桐辯論時，雙方也都在主張孔子的聖人之道，但誰的主張更有真理性呢？貼出《九十五條論綱》的馬丁路德在與教廷辯論時，雙方同樣都認為自己更符合《聖經》之義。這該如何評判？
胡適曾說過一句話，「學問是平等的。發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現一顆恆星，都是一大功績。」這個說法並非沒有爭議。尋章摘句，如何可與革新宇宙認識的科學發現相提並論？其實，康有為的公羊學之所以可鼓動人心，不僅在於時局震盪，更在於正統的理學當時早已潰敗。而潰敗的一個關鍵緣由，是潛心考據的閻若璩證明了理學家「道統心傳」的十六字真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出自東晉梅賾所偽造的《古文尚書》，與聖人無關。這等於摧毀了理學家的根基。
同樣，八十年代對於人道主義馬克思的重視，也是想藉助於重新「發明一個字的古義」來重構理論大廈。現在，「馬會」學生是不是又到了研究「字的古義」時刻？這個現實的問題令我打開了半年多前泛覽過的一本書《尼伯龍的寶藏》，韓國學者鄭文吉關於馬克思、恩格斯文獻傳世、出版史的研究著作。
這本書讓我發現，從馬克思去世那一刻開始，針對他所留下的文獻遺產，馬克思主義陣營內已經展開了激烈的陰謀爭奪。恩格斯、馬克思子女、德國社會民主黨內不同派別、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納粹、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史研究所等等，都介入到了佔有馬克思文獻遺產的行列。而對馬克思文獻遺產的不同利用，構成了不同馬克思主義派別的立派之基。德國社會民主黨理論家考茨基說：「已逝去的瓦格納，把圍繞『尼伯龍的寶藏』那些事件，編成了一系列的劇作；也許第二個瓦格納，目睹馬克思恩格斯遺稿所經歷的命運，會寫出新的戲劇來。」
馬爾庫塞等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根據1932年公開的《1848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發展出了與莫斯科梁贊諾夫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截然不同的馬克思主義，這構成了西方學術界最強力的理論依據，被用來批評斯大林非人性的鐵拳政治。從1975年開始編撰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2），早已從莫斯科與柏林官方機構轉移到了國際馬克思恩格斯基金會（IMES）手裡，但到現在也沒有完成。馬克思恩格斯的文獻遺產，很大一部分依然是萊茵河河床裡的寶藏，而沒有鑄成鋒利寶劍。
柯林伍德說，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 「馬會」學生與維穩機構的鬥爭，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中的一環。圍繞「尼伯龍的寶藏」所進行的爭奪曲折而激烈，打開「尼伯龍的寶藏」之後，戲劇也並沒有結束。過去兩周剛剛讀畢的一本書《鄧拓：毛時代的中國文人》，則講述的是一個打開尼伯龍寶藏後，知識分子如何利用的故事。也是一個以人物為中心的悲劇。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後，其信奉者建構出了一套與之有繼承關係的毛澤東思想。 1944年，時任《晉察冀日報》社長兼主編的鄧拓，編輯出版了第一個官方版本的《毛澤東選集》。 1977年，由文革繼承者所主導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也由官方出版。但今天，這兩個版本的《毛澤東選集》都已經難覓踪跡，通通被現在的官方遺棄。鄧拓與文革知識分子構成了毛主義信奉者的兩極。他們在打開尼伯龍寶藏之後，看到了不同的東西。
鄧拓是歷史學家，以鄧雲特為筆名出版過《中國救荒史》；更是黨內高官，出任過《人民日報》社長兼總編輯；還是《燕山夜話》與《三家村札記》的作者，尖銳批判毛澤東大躍進的黨內代表；更是文革的第一個犧牲者。 《鄧拓：毛時代的中國文人》一書的作者，加拿大漢學家齊慕實（Timothy Cheek）視鄧拓為行政管理型毛主義者的代表。在另一極，文革派知識分子則是信仰型毛主義者。
早年的鄧拓，意外錯過了他二哥指定的道路，走從清華到美國的學者之路，進了革命氛圍濃厚的上海光華大學。學習之餘投身革命，結果被抓進了蘇州反省院。舉家族之力救出他以後，他度過了幾年脫黨的學生與學者生活。 1937年，救國的緊迫感，還是讓他在風陵渡口揮別庇護他的大哥一家，北上走進聶榮臻領導的晉察冀根據地，成為職業革命家。
抗日戰爭時期，很多知識分子走進共產黨的根據地，他們自小受儒家士大夫的文化熏陶，又深信「馬克思主義無論在學術還是實踐上都是能拯救中國的最好的社會科學方法」。在遠離延安的根據地裡，他們把這兩種文化背景結合起來，發展出了行政管理型毛主義知識分子的工作模式。鄧拓既是這一類型知識分子的代表，更是這一工作模式的直接闡述者。他的背後，還有以彭真為代表的龐大行政管理型乾部的隊伍。在鄧拓看來，他既是乾部又是文人的角色，與儒家文人在歷代皇朝中擔任的角色有相似性。或許比鄧拓地位更高的彭真，乃至劉少奇，也認可這種相似性？
相反，整風運動之後，在延安，毛澤東所希望的知識分子角色是革命機器上的「螺絲釘」，機械但精確地傳達上級組織領導所決定的內容就行。他們被齊慕實視為信仰型毛主義者。這兩種類型的知識分子，伴隨1949年的到來，在管理一個龐大國家的過程中出現了矛盾。這種矛盾在1956年之後激化。鄧拓所領導的《人民日報》拒絕追隨信仰者的狂熱，而被毛澤東罵作「你們不是黨報，是派報。」離開《人民日報》的鄧拓繼續在彭真的庇護下執掌北京市的文教大權。並且還時不時通過《燕山夜話》與《三家村札記》重申客觀規律的重要性、批判信仰型知識分子乃至其總指揮毛澤東在國家管理中的狂熱。
毛澤東發動文革，不過是黨內兩種知識分子鬥爭的一個後果。從姚文元批判《三家村札記》開始，到拋出彭真為代表的北京市委「獨立王國」，再到鬥倒劉少奇，宣布信仰型毛主義者是黨內唯一正統的知識分子。中國的當代史，放置在思想史語境中，獲得了一種全新的解釋。這就是一個打開「尼伯龍寶藏」之後，知識分子依然困惑與矛盾的故事。兩派人馬雖然都相信找到了解救中國命運的寶藏，但彼此之間依然你死我活地鬥爭。歷史演變到今天的「馬會」學生這裡，難道悲劇還要重演？
最近幾十年來，中國出版市場中，對於知識分子的研究是熱門話題。但大部分著作缺少理論的縱深，更多還只是「倒放電影式」的去證明哪些人「正確」哪些人「錯誤」，而漠視了當時思想語境下的複雜性。 《鄧拓：毛時代的中國文人》是我目力所及範圍內，目前關於黨內知識分子研究的最好著作。雖然此書英文版出版於二十年前，但對黨對知識分子的吸引力與知識分子對黨的作用的解釋依然讓人信服。如譯者所言，「這是一本對研究現當代中國至關重要的史學大作」。
這兩年時局的發展，又到了重新思考知識分子作用的時刻。對於「尼伯龍的寶藏」的尋找與利用，在新的背景之下，或許可能會成為一個重新深入探索與體認的話題。這裡，探討這一問題的主體，不止是「馬會」學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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