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和西方正在遭遇來自中國的日益嚴重的挑戰。但是，當我們開始理解這種挑戰的性質時，我們發現，問題的核心不在於軍事或人道主義，甚至也不是經濟本身。政治和文化，才是中國給美國和西方帶來的真正挑戰之所在。
在政治與文化領域的兩種新趨勢，在北京的領軍之下正匯集起來對西方自由主義秩序的傳播及影響構成威脅：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不再願意忍受西方資金援助的附帶條件，也不會在效仿西方模式或拒絕資本主義之間做出選擇。結果，以美國為首的體係正在失去作為一個政治經濟集團的影響力，以及作為一種政治經濟模式的吸引力。儘管這些新趨勢都有著自身的特點，但他們同樣都得到了來自中國的支持。詳情如下所述。
在第五章中我們看到，過去三十年中，通過積極實施自由經濟市場改革，中共在蘇聯失敗的地方取得了成功。中國提供了大量的經濟機會和更高的生活水平，使得群眾相信未來的生活品質將會更好。而在中國這樣規模龐大的國度，這一政策只能通過民間企業和規模經濟來實現，從而保證數以百萬計離開國有企業和社會保障網的勞工大眾，都能得到充分就業。於是，中國國內的穩定，越來越依賴於年復一年胃口越來越大的經濟高增長。
但反過來，這也意味著中國與國外資源和市場連結了起來——這足以保證其工廠高速運轉，產品暢銷；意味著可以從非洲獲取石油、鐵礦石、銅、鋅、鉛、錫和鈾；意味著可以從拉丁美洲獲取大豆、鋼鐵，以及更多的石油；意味著快速增長的中國電信和建築巨頭們可以持續得到來自全球的訂單；還意味無數的中國紡織品、鞋、服裝、電器、家庭用品和辦公設備可以源源不斷地湧入從南亞到歐洲的消費品市場。
正如其歷史表現告訴我們的，這也意味著在世界各地尋找一切可能的商業合作夥伴，無論它們是民主人士還是集權者。
實際上正是這些商業貿易關係構成了中國對美國和西方真正的挑戰，只要對方付賬，中國不在乎生意夥伴是誰，管他是好人、壞人，還是痞子無賴。正如第三章所述，北京在以往十年一直在致力於取代西方，為那些低於西方政治標準的國家提供援助、貿易、貸款及投資的來源。這一政策幫助了那些集權政權繼續生存，西方觀察家們對此甚為惱火，但顯然，我們無力應對。
華盛頓共識的缺陷
這是一個簡單的政策判斷，中國已對整個曾經唯我獨尊的西方發展經濟學構成了致命的打擊。至少二十年來，冷戰中第一世界（the First World）的勝利者們，想當然地認為我們有實力按照我們的意願設定未來的國際體系，並引導國際社會去接受一個被我們賦予普世價值的行為規範和價值系統。
我們還假定，這些類似於華盛頓共識的一籃子式發展計劃的實施會成功，較貧窮的國家會向我們尋求財政幫助，因為它們不得不這樣做。而只要這樣做，它們就不得不接受一籃子計劃的附帶條件，進行經濟和政治方面的結構性改革——加強透明度、法治、反腐敗措施、社會投資以及更有效的財政規劃。西方國家期望通過這樣的胡蘿蔔加大棒政策，為發展中國家帶去更多的多元主義和民主的理念。
然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它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成果。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曾解釋說，大量案例已經證明，華盛頓共識對於經濟發展「既非必要，亦不充分」。
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晚期到二十世紀末年，東亞和拉美各國經歷了斯蒂格利茨所說的「失落的十年」，這段時間裡，結構性經濟改革的實施造成了經濟增長率的下降，有時甚至從百分之六以上跌到百分之二甚至更低。所得水平經常性下降，而貧窮率和失業率則不斷上升。
這一時期，西方一籃子式的發展計劃本質上是基於一種對自由市場基本教義派的形式性承諾，它強調私有化、自由化和物價穩定。在這個過程中，它主要以國民生產總值作為成功的衡量標準，而這可能會使一國的許多地區變得更加貧窮。同時它也忽略了一些當地的關鍵因素，如土地改革、金融部門的健全、教育水平和存在於公共及私營部門的不良治理問題。
多數改革僅對於技術官僚和特殊利益團體是有利的，另一方面它們對於諸如收入分配和社會公正等領域的關註明顯不足。結果，甚至在中國於千禧年之交登上世界舞台之前，一批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家和經濟學家們已準備好拋棄西方的發展經濟學理論，並尋求另一種替代品。
北京共識－－中國權威模式將如何主導二十一世紀？（The Beijing Consensus）
著者：斯蒂芬．哈爾珀（Stefan Halper）
出版社：中港傳媒出版社
中文版出版日期：2011/04/01
售價：HK$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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