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定以氣候變化為例，中國和美國一樣，都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之一。在過去的十年中，當這個問題已迫在眉睫，美國卻在辯論中已經被邊緣化。與此同時，中國已基於雙邊基礎和其他國家展開了一些有限行動，如和日本在碳儲存方面的技術合作等。同時，中國以美國的不作為為由，拒絕做出更多的行動。在這種情況下，華盛頓在需要聯手解決和應對的問題上不斷地責備和督促北京，就不可能成功。
另一種做法是，本著創造一個更健康的環境的原則，美國和強大的盟友如法國、德國、加拿大、日本，甚至是時下的印度進行磋商，以期協調一次大家認同的環境保護行動。在這個過程中，一些規定可能會涉及到北京非常關心的問題，如基礎設施發展和技術資源。
正如《紐約時報》的大衛·桑格（David Sanger）對這類行動的猜測，「我猜想中國最開始什麼都不會說，除了說『很有趣』，但之後則會發表一份「明確的呼籲」。如果在重要的基礎設施、技術、工程領域的跨國合作中，它被地緣政治集團拒之門外的話，中國領導人或許會因此頭痛不已。
類似的模式同樣適用於能源安全領域。就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將軍曾問我的那樣：全球對於能源的需求如此之多，「為什麼我們不開啟一個有中國參與的能源對話？」他講到，「華盛頓可以對中國說，「我們一起分享有限的資源，攜手合作並改善現況，」但我們沒有這樣做，所以中國認為，「我們得趕快攫取資源，因為美國和所有的大型石油公司都在那兒虎視眈眈。」
同樣，如果華盛頓只是為了尋求美中之間更多的能源合作，我們可能會看不到來自北京的正面回應。或者，我們可以從中國過去十年的表演中學到一點：少說，多做。在二○○八年，阿米塔吉（Richard Armitage）和約瑟夫·奈伊在他們主持的一次關於美國軟實力的國會會議上，呼籲下屆政府設立並資助一個聯合技術開發中心。
該中心旨在協調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構成的大聯盟，推動能源安全政策領域的國際合作。此外，該中心的基本章程會出台一些規定，如海上航道和重要能源基礎設施的保護，這些都是中國直接關注的議題。
當然，中國可以簡單地說「不」，但華盛頓沒有什麼可失去的，而且它還可以通過嘗試採用類似「先開席再等客」的方式取得更多收穫。不管北京來不來，這種模式都會令美國的聲譽和品牌形象得益，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那裡。在中東的軍事單邊主義行動長期地中斷美國與其他國家的合作之後，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官僚和外交官應該開始重新回到國際談判的會議桌前，這將使得他們贏取更多的優勢。
而最近幾年，中國則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悄悄地在國際領域擴展，這一過程中產生的每一份公報和影像都在顯示著它的巨大潛力。同時，藉由向那些弱小的國家顯示出它願意傾聽、願意關心，中國收割了巨大的政治資本。美國之所以能夠取得這些成就，原因在於它充分利用了中國希望加入大國間高級別會談的強烈願望，無論是在金融穩定、能源安全、防止核武器擴散、氣候變化還是大範圍流行疾病領域。
北京共識－－中國權威模式將如何主導二十一世紀？（The Beijing Consensus）
著者：斯蒂芬．哈爾珀（Stefan Halper）
出版社：中港傳媒出版社
中文版出版日期：2011/04/01
售價：HK$92.00
香港輕新聞授權轉載，點擊觀看其他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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