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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北京共識》:貿易觀察家Ⅱ

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Burton Gordon Malkiel 。(圖片來源Youtube截圖)
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Burton Malkiel。(圖片來源Youtube截圖)

對美中關係之未來持悲觀看法的人物並不少,國家安全專家和強權觀察家們只是形形色色的政治圈中的一部分。除了對中國的動機和行為持懷疑態度的大眾,對當前中國政策格外不滿的還包括國會山莊上的勞工、貿易利益團體。兩者也都引起了合情合理的關注。


中國人威脅到了美國人的工作崗位,這並非歷史上的第一次。中國工人首次引起全國性的注意是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中期,他們大量湧到西海岸,在加利福尼亞的金礦中尋找工作。當淘金熱消退,礦廠停產,中國工人就轉移到建築業中去——有些在當地,有些到了橫跨北美大陸的鐵路修建中——或轉移到了餐飲、洗衣和私人家庭等服務業中。


移民團體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的「唐人街」,今天,唐人街仍在舊金山、洛杉磯等地蓬勃發展。然而,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美國工人和勞工運動分子組成團體,利用那個時代的偏見,在整個西部發起了反華運動,散播「黃禍」的恐懼。在酒館的大門上,常貼有標語「華人與狗不得入內」。中國工人搶走了美國人的飯碗,壓低了工資標準,因為他們幾乎什麼工作都願意做,哪怕更少的薪酬。


經過長期的演變,今日某些勞工團體和貿易觀察家身上也反映出了相似的恐懼和不滿。正如他們指出的,美國人正在流失自己的工作,因為美國公司正把他們的生產設備轉移到中國去,那里中國工人準備以更少的薪酬做更多的工作。美國小企業已被擠出市場,競爭力被湧入的極廉價的中國進口產品削弱。


正如美國製造商抗議的,中國的貨幣是被低估的,這就使中國出口商有非常大的優勢,產品以刻意的低價出售。同樣的道理,低估的貨幣導緻美國出口到中國的產品的價格被刻意的誇大。


所有這些議題都是合理的訴求。但是,當它們成為美國政治爭論的一部分時,政客就會用一種過於簡化答案的方式利用或濫用這些議題。新墨西哥州州長、前總統候選人、美國貿易代表和駐聯合國大使比爾·理查森(Bill Richardson)在二○○八年宣稱:「中國是一個戰略競爭對手……我們得告訴中國,你必須在貨幣問題上停止欺詐。」


參議員查爾斯·舒默(Charles Schumer)(民主黨—紐約)和林塞·葛拉漢(Lindsey Graham)(共和黨—南卡羅萊娜)指責中國「數年來操控貨幣」破壞了自由貿易的規則。他們建議的解決方案就是對中國所有的進口產品加收百分之二十七點五的關稅,「除非中國同意按規矩來」。在近年來全球衰退的黑暗日子裡,國會議員一致要求恢復貿易保護主義。


奧巴馬政府上台後,迅速通過七千八百九十億美元的一籃子振興經濟方案,舒默、林塞和其他議員如國會鋼鐵聯線的主席皮特·威斯克羅斯基(Pete Visclosky)就試圖在該法案後面加上一個「愛用美國貨」的條款。附加條款要求,使用振興方案資金的公共工程和建築計劃只能使用美國製造的商品,如鋼鐵行業的產品,以削減中國出口同類產品的市場佔有率,及來自印度、巴西和俄羅斯的一些其他產品。


這些論調廣受歡迎,可實際情況是,它們的貢獻微乎其微。首先,它們所描繪的只是事實的一半。中國工業可能影響了美國某些地區的經濟健康。但是,其無疑在其他地方刺激了美國經濟。正如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教授伯頓·馬爾基爾(Burton Malkiel)指出的,當中國出口商賣給美國人割草機、微波爐、滑雪板和設計師錢包時,中國人沒有把他們收入藏在咖啡罐裡,埋在地下利潤變成現金儲蓄,然後再由中國中央銀行借給美國政府,並投資到美國公司的債券和公司股票中。


這保持了低利率,人們更容易獲得貸款,並使美國公司得以擴張。更加寬鬆的信貸使房貸利率不斷降低,更多的人可以買房子。它使政府能夠不斷降低稅收和創造就業機會。馬爾基爾補充道,自由貿易經常是一筆艱難的交易,特別是在艱難時期,因為它不會以平等的方式施惠於每個個體。


例如,一個因中國進口商品迫使工廠倒閉而失去工作的紡織工人,他或她就遠比那些消費者更敏銳地感受到經濟痛苦,後者感受到的是中國經濟的正面效果,如廉價的衣物、更多的信用卡和低利率的抵押貸款。這種經濟痛苦通常是地方性的,而好處則會散播的更遠。


其次,美國的政治家們會使用中國威脅論的大旗,提供一個遠超出中國范圍的幼稚而不切實際的解決方案。正如美國聯邦儲備局前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所解釋的,對中國進口產品徵收過高的關稅只會把美國的進口轉移到其他低成本的供應商。


一份最近提交給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的報告也證實,近年來美國加速向外轉移產業,資料反映,全球企業重組持續不斷地進行,世界各地的資本流動日益明顯。美國和外國擁有的跨國公司正將產業從高工資的國家轉移到多個低工資的國家,不管是美國周遭的還是遠在大洋彼岸的國家。在美國的公共輿論空間裡,中國這個例子當然是最惹人注目的政治焦點。


但是,這屬於一幅更大的圖像之中,專門針對北京的保護主義立法無法改變這種情況。過去五年中,我們已看到美國的產業大量外移,不僅是跑到中國,而且是到墨西哥、印度、東南亞、拉丁美洲、加勒比海、東歐,甚至是加拿大。


在一項長達三個月的測試案例中,百分之二十三的生產自美國轉移到了中國,但百分之二十七到了墨西哥,百分之十二去了印度,百分之十四是去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其他國家,百分之十五到了亞洲其他國家,甚至百分之七是去了比利時、加拿大、法國、愛爾蘭、以色列、新西蘭、瑞典和英國。


因此,人民幣相對於美元的急劇升值並不是國會所認為的魔力子彈。它只會抑制中國的信貸流動,而這本來會回流並促進美國的增長。人民幣的升值肯定不會帶來通常所描述的製造業和就業的增加。美國進口的紡織品,加上電腦、玩具和類似的產品將只會從中國這個最後組裝者,轉移到其他亞洲或拉美的新興市場經濟體中。格林斯潘說,「這幾乎不能保護到美國的就業機會,如果有的話,那也是很少。」


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分析說,美國政客喜歡誇大中國對美國就業和商業的威脅,呼籲中國減少貿易順差,以某種方式玩一場更公平的遊戲。然而,同時,他們又要求中國的金融機構繼續用美元購買美國債券和公司的股票,而這些美元是中國人從貿易順差中賺來的。 「我們不能兩者兼得,」法洛斯強調,「要么中國給我們錢,要么他們還回我們一些工作,但不能兩者兼得」。


然而,像貿易聯線這樣強大的團體也僅僅是一部分而已,甚至只算是痛擊熊貓者陣營核心群體的一個小分支。除了上面提到的團體,還有人權組織、包括親西藏的遊說集團(似乎每與北京交戰一次就壯大一次)、強調食品和藥品安全的消費者團體、建築遊說團體(最近非常關心中國製造的乾式牆板裡面的石棉問題)、警告中國黑客闖入美國電腦、竊取國家和技術機密的網絡觀察家、監督中國的「禿鷹基金」(Chinese vulture funds)的社群、甚至還有擔憂中國人在他們的狗糧裡放了些什麼東西的寵物主人。


儘管這些團體致力將中國塑造成美國的頭號公敵甚至是更壞的形象,但是他們還是要面對華盛頓裡的另一種反對聲音,這些人盡其所能地扭轉這種形象,推動相反的意見,即:中國是美國的最大夥伴。


 


北京共識--中國權威模式將如何主導二十一世紀?(The Beijing Consensus)
著者:斯蒂芬.哈爾珀(Stefan Halper)
出版社:中港傳媒出版社
中文版出版日期:2011/04/01
售價:HK$92.00
香港輕新聞授權轉載,點擊觀看其他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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