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們在華盛頓發現一個外交辯論上的一個固定模式，那就是，某些只關注單一議題的利益團體沉溺於中國的挑戰的某個方面，並加以放大和扭曲，盡可能多地排除掉其他方面的變數。正如一個我們都熟知的故事，人們會自然而然地用盲人摸象的比喻來描述華盛頓對於中國挑戰的態度。
對於少數還沒有聽過這個故事的人，我簡短說一下這個故事：一群盲人與一頭大象共處一室，每個人都摸到了這個動物的不同部位，並依次拼湊出了一幅幅完全不同的圖像。摸到像牙的人認為這個動物光滑而又嬌小，觸摸到大象腹部的人認為大像大得嚇人，握住耳朵的人說這個動物有著粗糙的外皮而又非常敏感。
這個故事呈現出人們在探討中國問題時所必然需要面對的複雜度與廣度。但它所無法解釋的正是隱藏於其後的更深層次的文化問題，這種文化傾向於以簡單的二分法來為問題定調。像是美國外交政策中的許多其他問題一樣，中國政策辯論掩蓋了一個經常發生的情況，就是美國總是帶著美國特例主義（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思維來面對它的挑戰。
美國特例主義是這個國家十八世紀建國時的觀念，認為特殊的環境催生了美國，這賦予其在歷史和人類進程中扮演一個特殊的角色。當然，「什麼使得美國與眾不同？」這個問題已經困惑著美國和西方的知識分子兩百餘年了。
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相當嚴厲地批評，美國的拜金主義是舉世無雙的。詹姆斯·布萊斯（JamesBryce）驚嘆於聯邦制度明顯的獨特性。溫德姆·劉易斯（Wyndham Lewis）提出，在美國生活中的多元種族與文化色彩已然蘊含了「世界公民」的種子。赫伯特·克羅利（Herbert Croly）記錄下美國的生活方式中特有的新「願景」。沃爾多·弗蘭克（Waldo Frank）相信在美國懵懂的政治思想中並存著力量與幼稚。
丹尼斯·布洛根爵士（Sir Dennis Brogan）認為聯邦制和新生的粗獷的個人主義文化間存在著獨特的矛盾。安德烈·齊格弗里德（Andre Siegfried）主張美國社會是一種新型文明，由移民文化和盎格魯撒克遜傳統的混合而成。索爾斯坦·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承認美國企業已塑造了一個新型的社會，有著向上流動的機會。
從某種程度上說，整場討論是從一個法國人那裡開始的。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一八三○年抵達美國，希望了解美國革命何以成功而法國革命卻失敗了。他覺得答案在於美國沒有一個封建制的過去，這種情況使得美國比起歐洲人更加的個人主義、在社會地位上更平等、也更重視個人的自由。
無論美國是否真的與眾不同，但美國人對此的深信不疑卻是相當獨特的。在美國生活或旅行的外國人時常注意到的，美國人對愛國主義有種明顯而獨特的青睞，與其他國家相比，美國人的愛國心非常明顯地滲透到他們的日常生活當中。
美國特例主義的修辭框架充斥在政治家、教師、宗教演說家和銷售人員的日常語言中。這種修辭的符號成排地擺放在沃爾瑪（Wal-Mart）、好市多（Costco）和塔吉特（Target）等大型連鎖賣場的貨架上，整個產業靠著它們賺大錢（九一一事件後的二十四小時內，單單沃爾瑪就賣出了超過五十萬面的國旗、飾物和其他愛國商品），它們同樣也有助於華盛頓精心編織的政治訊息持續發酵，其感染力遍布美國的每一個角落，從聚集了各個智庫與遊說團體的華盛頓的第K街、巨星雲集的好萊塢日落大道、一直到中西部城鎮的中產小康之家或是信徒廣布的超級教會（megachurch）。
因此，在單一議題團體和中國觀察傢俱樂部的表象之下，深藏著一種根深蒂固的傾向，就是將外交政策議題簡化為兩種基本的概念框架。兩者都可以從美國的建國敘事中找到根源，都可以吸引到對中國抱持不同看法的廣大群眾。
第一種是歷史長久的零和遊戲概念，即自由的美國和外國暴政之間的鬥爭要么是贏要么是輸，這種概念會促成如下一種觀念，即自由世界的領袖美國和北京之間會有一場必然的歷史性的攤牌。如果您需要開個閱讀清單，可以找找看標題是如下開頭的書籍，《對決：為什麼中美會有一戰》、《必勝之道：美國必須為自由世界贏得戰爭的十個步驟》、《即將到來的中美衝突》和《中國：新霸權》，這些書會告訴你北京正不顧一切地想要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強權。
第二個框架是認為美國是諸如自由和人類進步等普世價值的主要宣導者，這孕育了一些流行的觀點，認為美國革命是普世的，而中國必然會如熊貓擁抱者所預期的那樣，朝著和平演變的方向前進。若要看看第二種框架的經典之作，就瞧瞧威廉·鮑莫爾（William Baumol）等著的《好的資本主義，壞的資本主義》，他們說，「勝算是站在樂觀主義者一邊的」，經濟增長將「使中國民主化」。正如他們保證的，「樂觀的原因之一可以從美國早期的歷史，特別是我們許多建國先賢們的經驗中看出，這些都證明商業技能可以磨練出實踐並鞏固自治的天才。」
若在倫敦或巴黎的政治文化中，將現行中國政策分析追溯到如一六八八年光榮革命或一七九三年把路易十六送上斷頭台等事件是很少見的。但是，美國卻不知為何把包括中國政治改革在內的絕大部分當前的外交政策問題，自然而然地放到一個過去的時間框架裡，那時，美國人還穿著齊膝馬褲、戴著粉染假捲髮。
這些深入民心的假設，紮根於美國人熟悉又熱愛的國家神話之中，而把中國議題置入到一個錯誤選擇和過分簡單的框架中。中國將成為戰略夥伴還是戰略對手？中國將融入美國主導的體系還是會挑戰這個體系？中國是機會還是威脅？中國是擁抱市場經濟的民主還是維持集權？當然，現實比所有這些闡述要更複雜和更令人沮喪。
中國正日益成長為一片充滿機遇的經濟自由之地，但不允許言論自由。中國政府支持在黨內不同派別間形成某種形式的「協商式民主」（consultative democracy），可以就政策的方向進行辯論和諮詢。但是它拒絕接受多元主義，也不允許反對黨存在。中國拒絕接受自由主義規範和國際上對理想政府的標準，但是它也刻意保持低調，努力避免讓「崛起的大國」或強權的競爭者這樣的形象嚇到西方國家。
在這些複雜問題的綜合作用下，中國問題辯論就像一個更大的系統性弱點的縮影，不斷困擾著華盛頓的公共政治進程。通過新聞媒體、智庫、政治團體和政府內的不同政治派別所組成的複雜網絡，使得關於中國的討論已經含有了一種巴別塔的元素，相互競爭的遊說團體和狂熱分子之間各持己見、互不溝通，集體的爭吵阻礙了有效的對話。
中國的外交政策討論通常集中在某個議題上，並和其他議題加以戰略整合，而美國的政策辯論不同於此，通常是每個特殊利益團體都貢獻了一份糟糕的噪音。正如我們在本章中所看到的，美國企業研究所、傳統基金會和安全政策中心等抱著預設立場不放的智庫的影響太大了。美中商會和諮詢性公司也是如此，儘管他們是出於不同的目的。
不幸的是，電子媒體沒有緩解這種情況，還帶著自身的結構性局限聚焦中國。在這段時期裡，這已是公開的秘密。新聞和政治辯論節目至少要在某種程度上做成娛樂節目，追求市場佔有率、收視率排名和廣告收入的最大化。
結果，編輯就被市場所喜好的東西牽著走，這類節目通常是激情和愛國主義的混合物。中國問題也因此遭殃。正如前《洛杉磯時報》駐北京記者註意到的，兩分鐘的衛生恐慌和奧運會片段後，出於各種各樣的複雜因素，媒體辯論通常會盡快離題。美國新聞媒體同那幾種左右華盛頓的中國問題框架總是一搭一唱：中國要么是冷戰式的對手，威脅我們的工作或者是狗食，要么就是使每個人富足康樂的「閃亮」新中國。
我們的媒體應該要對中國進行更深度的報導，像是「中國：一個局部改革國家的矛盾」或「中國：全球思想戰場的主角」這樣的議題才真正有意義，但目前的環境的條件還不成熟。這樣的題目不僅太複雜，也不夠吸引人。我們恐怕還要等上很長一段時間才能看到這樣的新聞。
北京共識－－中國權威模式將如何主導二十一世紀？（The Beijing Consensus）
著者：斯蒂芬．哈爾珀（Stefan Halper）
出版社：中港傳媒出版社
中文版出版日期：2011/04/01
售價：HK$92.00
香港輕新聞授權轉載，點擊觀看其他章節
http://litenews.hk/?p=21106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