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博評】呂琪：淺談鮑威爾主義及其實踐

沙漠風暴行動完結後，時任總統老布殊為回國士兵舉辦了美國近代史上最大的閱兵/凱旋儀式，以答謝他們在戰爭中的貢獻。(網絡圖片)

越戰後經過幾十年的厲兵秣馬，美軍開始在多地展示自己的軍事實力。從1991年海灣戰爭對伊拉克碾壓性的勝利起，無論是科索沃、阿富汗，再到重回伊拉克推翻薩達姆政權，美軍都可說是無往不利（除在索馬里的「黑鷹墜落」略有損失）。

很多人把美軍的所有戰果歸於信息化和高科技，這一說法並不全面。自越戰以來，美軍的很多軍事變革都從三個戰爭基本點來發展：

明確的作戰對象

美軍自從上世紀在越南鎩羽而歸後，軍中一直都在反思：為什麼強大而現代化的美軍會在越南這第三世界國家束手束腳無法施展？

當時的美國政府是帶著冷戰的眼鏡來介入越南戰爭的，對越戰發生的動機有相當大的評估錯誤。美國政府當時信奉「多米諾骨牌理論」的思想。所謂「多米諾骨牌理論」就是指當某個國家倒向紅色世界之後，他旁邊的國家也會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倒下。所以美國政府就必須馬上介入避免骨牌效應的產生。

河內上空被越共SA-2防空飛彈擊中的F-105雷公式戰鬥攻擊機，(網絡圖片)

 

美國介入這場本來不應介入的戰爭，正因為美國對越戰的起因的評估錯誤。而同時，美國政府對越戰的定位也有很大的問題：從美國全球化方略看，越南的戰略地位並不算高。當時美國政府的軍事部署是「重歐輕亞」，亞洲的軍力部屬都不是美國的精銳，意味著對於美國而言這是一場局部戰爭。相反對於北越來說這卻是一場事關國家獨立、民族生存的全面戰爭。

一方是不顧一切的投入，一方是患得患失的投入。從一開始，美國政府的戰略就是用最少的資源以不輸為代價加入這場戰爭，而不是贏得這場戰爭。比較之下，美軍失利的結局是一開始就注定的。

在此之後，美軍在作戰時，都有很明確的對手：像海灣戰爭，就是趕走薩達姆並恢復科威特的主權；科索沃戰爭就是要打垮塞爾維亞南聯盟的軍事力量；阿富汗戰爭就是要推翻塔利班政權並為「911恐襲」報仇；伊拉克戰爭就是要推翻薩達姆政權，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當然這是莫須有的，真正目的可能要問喬治布殊自己了）。

明確的作戰目標

這一點看似和「作戰對象」區別不大，實則不然。講回越戰，戰後數項調查報告表明，當時在越南作戰的美軍都對「我的對手是誰？」概念模糊，簡單來說就是士兵對要打誰並不清楚。

越南到處都是叢林、稻田和河流，所有北越士兵都神出鬼沒，美軍一旦進入戰場就發現北越戰士前後左右都會出現，讓人防不勝防。這種情況，需要從早期美軍的越戰總指揮威斯特摩蘭（William Westmorland）的指揮說起，此公在越南指揮時將越戰中的反遊擊戰與陣地戰分開處理了。

所謂「反遊擊戰」就是在後方南越境內與北越遊擊力量的戰鬥；而「陣地戰」則是前線的大規模會戰。他將陣地戰交由美軍處理，而將反遊擊戰交由南越的部隊處理。但是，南越的軍隊無比腐敗低效，所以美軍的這一個戰術讓自身陷入兩面受敵的局面。

1968年在越南廣義省美萊村制造了「美萊村大屠殺」的美軍軍官就曾經在手下問「誰是敵人？」時，答道：「敵人就是從我們身邊跑開，躲著我們，看起來像敵人的任何人。」屠殺曝光後，迫於壓力被美國軍事陪審團以謀殺102個越南平民之罪宣判終身監禁的威廉·凱利（William Calley）中尉後來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他說過：「我是殺了人，可是我知道有成千上萬的人也這麼幹，現在只有我孤零零的在這裡，我也不知道答案。」

美莱村慘案制造者之一威廉凯利中尉

美萊村事件後一個私下接受記者采訪的中士也說：「我妻子和兩個孩子在家等我回去，所以我不在乎在這個鬼地方殺了誰或者殺了多少人。」可見美軍當時在越南戰場的迷茫和困惑，很多參戰的美軍老兵提及越戰，總會形容是在「和鬼魂作戰」。

不論美軍的動機是”受上級指使”，還是因為對連續不斷的遊擊隊滋擾”無計可施”而向平民洩憤，美萊村慘案對國內美軍形象變成致命打擊，且令反越戰運動的聲勢上升至史無前例的地步。(網絡圖片)

 

所以到了海灣戰爭、阿富汗戰爭之時，美軍士兵的目標很明確就是伊拉克政府和塔利班武裝。但實際上阿富汗戰爭後期和伊拉克戰爭的時候美軍又犯老毛病，又開始採用反遊擊作戰的模式。

明確的作戰效果

美軍戰後的報道提到，越戰時美國國內的聲音對美軍非常不友好，大部分的報道都是美軍的傷亡、越南平民的傷亡，而對於美軍的英勇作戰幾乎很少提及。

從歷史來看，當美國與其他國家進行戰爭的時候，國內大多是無條件支持的，就算有反戰的聲音也絕非主流，從美西戰爭，一戰到二戰都是如此。但卻沒想到越戰時，國內卻掀起了瘋狂的反戰情緒，也迫使希望連任的美國總統不可以忽略民怨，必須從越南撤軍。

到現在為止，美國軍方依然對當時美國政府和美國民眾「背後一刀」的行為十分不滿，也對國內的政治人物相當不信任。公平點講，在艾布拉姆斯（Creighton Abrams）接替威斯特摩蘭（William Westmorland）的指揮權，調整了駐越美軍的打法以後，美軍在戰場上的表現也優異了許多，甚至有學者認為如果不是因為國內壓力讓美國必須撤回陸上武裝力量的話，這麼繼續打下去美方是可以取得預期結果的。

一名女示威者在1967年10月21日於阿靈頓的反越戰抗議活動中將花兒遞給美軍憲兵。（維基百科）

美軍戰後的報道指出，美軍對媒體宣傳的失控，導致軍隊作戰的正面效果沒有被體現。當時的美軍參戰官兵浴血奮戰，然後國內傳來的卻是：「你們是殺人犯，你們在戰場上表現的無能。」這樣的消息，這讓美軍在戰場上的英勇付出都化為烏有，也讓士兵們更加的迷茫。

科威特通向伊拉克巴士拉的80號公路，在海灣戰爭時被稱作”死亡公路(The Highway of Death)”。地面戰發生後，科威特南部多個受創的伊軍步兵師、共和國衛隊第一裝甲師及眾多伊拉克平民經80號及第8號公路退回伊拉克，可因為交通阻塞，被美軍E-8A指揮機發現，並招來海空軍猛炸，最終”車龍”幾被全滅，後續部隊也無法逃離而大舉向盟軍投降。不過與超過2000輛車輛被炸毀相比，往後研究顯示死亡伊軍/平民可能只有500-600人，其餘的不是見轟炸開始後就給嚇得跳車逃回伊拉克，就是索性向後面的盟軍追兵集體投降。這畫面不但衝擊了美國國內民眾，也間接嚇得大量伊軍不作抵抗就紛紛投降。(網絡圖片)

 

因此在後來的海灣戰爭中，我們在電視上看到了美軍戰斧導彈精確打擊伊拉克目標的畫面、愛國者導彈攔截飛毛腿導彈的畫面、美軍M1A1坦克在中東沙漠上狂飆突進的情形，以及一路上成片的被美軍炸成廢鐵的伊軍坦克車輛和成批面對美軍舉手投降的伊拉克士兵。

後來一度官居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和國務卿的鮑威爾（Collin Powell），曾經寫過一份叫做「鮑威爾主義」的戰後結論，簡單歸納他的結論如下：第一，明確的戰略目標；第二，絕對優勢的軍力；第三，退場機制明確；第四，不打持久戰。而之後的美國總統在介入國際事務上都參照過「鮑威爾主義」的結論，不過很遺憾的是，從近幾十年大大小小的戰役來看，美軍只牢牢地記住了鮑威爾結論的前兩點，後兩點是完全忘記了。

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和國務卿鮑威爾（Collin Po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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