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伊拉克戰爭給西方的道德權威和多元民主的普世性抹上了污點。 |
《北京共識》風水輪流轉
中國古代的天文學家堪稱通過曆法建構時間感和精確感的先驅，當代中國的領導人似乎繼承了這一點。中國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恰逢以美國模式為代表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和西式民主陷入備受各國懷疑批判的低潮中。發展中國家的輿論似乎是一面倒的，幾無例外。令人頭痛的是，過去八年美國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其他局勢混亂地區的戰爭，讓它不得不承受虛偽和無能的指控，它的全球聲望也降到歷史新低點。傳統上，理念是西方最重要的輸出品之一。
正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二○○八年大選不久前在《新聞周刊》上悲傷地指出，美國過去的實力和影響力並非只是建立在坦克和美元之上，也建立在全世界各地數以百萬計人民的信念中，他們敬仰美國的政府體制並試圖以美國為榜樣塑造自己的國家。對此，哈佛大學的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教授給出了一個著名的定義：「軟實力」。所謂軟實力，即「通過吸引力而不是胡蘿蔔加大棒式的金錢援助或強制脅迫來獲取你想要的結果」。
軟實力的特徵是通過以身作則來樹立典範，通過自身的吸引力來達到目的。貫穿美國二十世紀大部分時間的外交史都證實了美式理想精神如何幫助擴張美國國力。四十年代，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重建了許多歐洲國家，並創建了有助於穩定全球秩序的機構，在衝突演化為戰爭之前將其消弭於無形。這些措施使美國的實力得到了世界的高度認同，也使美國模式傳播到地球上每個遙遠的角落。蘇聯的崩潰對美國來說是經濟和政治的雙重勝利。對於美國價值觀和西方理念來說，這也是一場意識形態上的勝利——似乎無可辯駁的證明了美式民主和資本主義的道德優越性，成功的擊敗了「新蘇聯人」的口號。
就連亨利·基辛格，我們這個時代的現實主義代言人，也認為二十世紀美國的外交政策中的一個關鍵要素就是道德號召力。毫無疑問，就軍力而言，美國仍處於獨霸地位，而且美國正努力在未來幾十年內維持世界頭號大國的稱號。然而，除了軍事上的絕對優勢，從社會、文化乃至經濟角度來看，世界各國實力的消長使美國越來越難維持其壟斷地位。 如果說美國模式是建立在市場經濟和民主多元的兩大原則上，那麼這兩種理念在過去的十年都經歷了嚴重的倒退。聯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所遭遇到的令人震驚的和血腥的反抗，這給西方的道德權威和多元民主的普世性抹上了污點。
布什政府為入侵伊拉克提出的反反复复的辯護使很多人得出結論，「民主化」不過是美軍入侵和政權更迭的遮羞布。發生在伊拉克阿布格萊布（Abu Ghraib）監獄的虐囚事件，美國情報機構美名為「非常規引渡」（extraordinary rendition）的針對外國可疑分子進行的非法綁架、囚禁和酷刑逼供，以及國內不當的竊聽事件，在在都重創了美式價值的信譽。然而禍不單行，二○○八年華爾街爆發了金融危機。房價的下跌導致了全球股市的災難；瑞士銀行家也隨著華爾街和艦隊街（Fleet Street）的老牌巨頭公司一起如多米諾骨牌般連環垮台。在危急發生時，市場在做什麼？在美國、英國、歐盟和東亞，市場向國家低下了頭。正如一個中國官員指出的，「老師現在丟出了考題」。
二○○九年三月，情況雪上加霜——為了擺脫債務，美國最大的銀行美國銀行不得不出售手中所持中國建設銀行百分之九的股份。財經記者彼得·高曼（Peter Goodman）對此評論道，美國銀行在前幾年的中國投資浪潮中以三十億美元買下的這些股票，當時被視作華爾街無與倫比的財務操作能力的標桿。
自然，正如《時代》雜誌的邁克·艾立諾（ Michae lElliott）所分析的，凱恩斯式的刺激經濟復甦計劃，也就是說銀行股份的暫時公有化，和國家可以並且應當對經濟加以計劃調控的主張，這兩者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思想鴻溝。沒人說資本主義已經萬劫不復了。真正的問題正像《星際迷航記》（Star Trek）中的斯波克（Spock）說過的那句話：「吉姆，這的確是資本主義，但卻不是我們熟悉的那種」。世人對西方式經濟管理的理論和實踐的信心正在崩解。
智利總統米歇爾·巴切萊特（Michelle Bachelet）表達的看法最有代表性，「對我們來說，發生經濟危機並不令人意外」，這位總統在信貸危機最嚴重的日子中如是說。「你們需要強大的市場，但是只有市場本身卻也不夠。這場危機告訴我們，在監管金融市場和宏觀經濟方面，國家政策必鬚髮揮應有的作用」。巴切萊特總統也強調西方世界之外正逐步形成一項共識，即「需要對已然不符合今天的時代需求的布雷頓森林體系、IMF和世界銀行進行結構性的重新調整」，這些機構「不僅需要注入新資金，還需要新戰略和改革治理結構，如給予發展中國家更大的發言權」。總統女士補充說，最重要的是，「我們決不能再犯華盛頓共識曾犯下的錯誤」。
智利總統點出了中國崛起的過程中不斷出現的議題。中國近來的興起，恰恰是與又被稱做「華盛頓共識」的西方發展經濟學信條的式微同步發生。中國的投資和企業管理，雖然對自由主義式的治理模式毫無貢獻，但卻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許許多多的道路、橋樑、通訊系統和運輸工具等基礎設施。離開了中國的財力和技能，這些建設根本不可能發生。
我在下一章中將會說明，在諸如阿根廷、玻利維亞、墨西哥、馬里、莫桑比克和柬埔寨等國家，西方提供的公式化的財政與發展計劃常常不能因地制宜，因此面臨嚴重的逆轉和倒退。相比之下，中國總有辦法以相對低廉的預算準時完成這些大型工程。在西方人失敗之後，中國人尾隨而來，入境隨俗，以變通的哲學和它的國家客戶展開合作，不觸及其根本。
當中國在這些國家大放異彩時，美國卻因八年來錯誤的施政而黯然失色。曾經擔任美國財政部和亞洲開發銀行顧問的希爾頓·魯特（Hilton Root）指出，華盛頓支持那些集權政府會適得其反，這麼做嚴重抵觸了美國民主與自由的核心價值。美國與沙特阿拉伯、赤道幾內亞（Equatorial Guinea）等政治壓制統治的產油國家之間的關係，經常被援引為「五十步的美國笑一百步的中國」的案例。
傾向於從安全角度研擬外交政策的布什政府，很快就與許多集權國家建立了緊密的關係，只因為後者聲稱支持反恐戰爭。魯特指出，在九○年代，美國國會和國務院一直試圖通過監督預算審議程序以確保美國提供的資金不會流入那些踐踏人權或違反民主原則的國家。但是，因為九一一的發生，意氣用事而失去理智的布什政府廢除了所有此類規範。這些以前因記錄不良而被美國排斥在外的國家，一下子因為答應支持「消滅全球恐怖主義」而獲得了美國的援助。
烏茲別克是一個典型例子。九一一事件以前，並沒有多少美國人把這個國家視為堅定的盟友，反而是因為它把政治異議分子的頭丟進大鍋裡煮而聲名狼藉。但是九一一事件之後，烏茲別克迅速成為布什政府在亞洲最好的新朋友（第三章將詳述）。更荒唐的例子是巴基斯坦。九一一事件後，美國的援助如潮水般湧入巴基斯坦，且幾乎不帶任何附加條件的約束。但這些錢的使用不但違背了美國的外交說詞，甚至還損害了美國的國家利益。援助巴基斯坦的資金被用於它可能對印度發動的戰爭，或者被高級軍官們揮霍在大興土木上，而教育、鄉村衛生、農業和基礎設施方面亟需資金的部門卻被漠視，但這才符合美國在該地區長遠發展的利益。
如今，貧窮問題已經嚴重使許多人不再信任巴基斯坦政府，伊斯蘭堡（Islamabad）當局制訂的反塔利班以及親美的政策已經受到日益嚴重的抵制。事實上，在政策上做出不符合原則的妥協，作為世界頭號強權的美國既無奈卻也不得不如此，與重要產油國沙特阿拉伯維持良好的關係就是一個典型。然而過去十年來美國在很多情況下對烏茲別克、赤道幾內亞、巴基斯坦等集權國家近乎無條件的援助，以及自身刑求逼供和非法居留等違反人權的醜聞，都使美國得不償失。中國迅速抓住了美國言行不一的矛盾，趁機宣揚自己一向標榜的「道德中立」（moral neutrality）招牌。如果美國人自己無法言出必行，他們憑什麼唱道德的高調？
北京共識－－中國權威模式將如何主導二十一世紀？（The Beijing Consensus）
著者：斯蒂芬．哈爾珀（Stefan Halper）
出版社：中港傳媒出版社
中文版出版日期：2011/04/01
售價：HK$92.00
著者：斯蒂芬．哈爾珀（Stefan Halper）
出版社：中港傳媒出版社
中文版出版日期：2011/04/01
售價：HK$92.00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