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北京共識》「中國威脅論」的虛與實

中國軍備擴充，在美國人眼中不是「中國威脅論」的全部。

《北京共識》「中國威脅論」的虛與實

我們首先來看「中國威脅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觀點，並釐清它們之中哪些才是華盛頓真正需要擔心的挑戰。

軍事威脅

不論是否身處國家安全部門，許多人都對過去二十年來中國軍力的增長感到擔憂。他們警告說，中國正逐漸趕上美國的軍事領先地位，並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挑戰美國在西太平洋乃至其他地區的軍事優勢。顯然，華盛頓的最高決策層對這種威脅要予以嚴肅而且持久的關注。隨著中國成為全球性經濟體，它的軍事現代化的速度和程度也在同步提升。高速的經濟增長使得中國政府有能力調配更多的資源展開各種研發計劃，而不會使國家整體預算出現缺口。

例如，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總體預算在近幾年中翻了一番，即從二○○○年的二百七十九億美元增加到二○○八年的六百零一億美元，而中國國防預算呈現兩位數的增長已長達二十年。一九九五年以來，研發投入的年均增速也高達百分之十九。到了二○○五年，年度研發投入達到了三百億美元，居世界第六位。此外，據五角大樓估算，以實際軍費開支計算，二○○八年中國相關軍費開支很可能在一千零五十億至一千五百億美元之間。

可見，中國對軍事現代化的問題高度重視，各個領域的軍事實力都得到了大幅提升。如同西方大國在六○年代所做的，北京正全力將容易受到攻擊的陸基洲際彈道導彈（ICBMs）升級為潛射彈道導彈（SLBMs）。與之相應的是，在核動力彈道導彈潛艇（SSBNs）以及反潛裝備上也投入了巨資。中國還從俄羅斯購置了基洛級（Kilo-class）潛艇，而且正在自主地研製商級（Shang-class）潛艇。在過去的三十年中，裝有蘇制老式靜音裝備的潛艇也頻頻越過中國國境，進行深海遠洋巡航。儘管湯姆·克蘭西（Tom Clancy）可能有不同看法，但在近距離加速和慢航時的靜音效果方面，這一裝備號稱已經遙遙領先他們冷戰時期的對手了。你可以在這一採購單上增添各種制空武器，包括俄製噴氣式戰機、精準武器以及驅逐艦防空系統。中國還自行研製多用途戰機，以抗衡美國和其他北約盟國正在開展的聯合攻擊戰鬥機計劃。
網絡空間迅速加劇的威脅也引起了美國同樣程度的重視

中國在這一領域的實力從近期針對西藏流亡領袖達賴喇嘛的間諜活動中得到了驗證。二○○九年年初，經過歷時十個月的調查，以網絡分析見長的加拿大智庫「信息戰爭監測者」（Information Warfare Monitor, IWM）發布了所謂中國對西藏流亡機構進行網絡監視的報告。 IWM 發現了一個全球範圍內壓制西藏活動分子的龐大體系，由分佈在一百零三個國家相互連接的一千二百九十五台電腦網絡構成。其中三分之一的目標被認為具有「重要價值」。連為網絡的電腦遍布伊朗、孟加拉、拉脫維亞、印尼、菲律賓、巴巴多斯、不丹的政府機構以及印度、韓國、印尼、羅馬尼亞、塞浦路斯、馬耳他、泰國、台灣、葡萄牙、德國和巴基斯坦等國家地區的使館中。中國的網絡間諜網還滲透至東盟（ASEAN）秘書處、南亞區域合作聯盟（SAARC）和亞洲開發銀行，除此之外還有新聞機構，甚至有一台是位在北約總部的未加密電腦。新一代的網絡攻擊手對電腦了若指掌，他們的活動不僅限於搜索和盜取檔案，還包括秘密控製網絡攝影機並啟動語音輸入。

報告總結道，自九○年代晚期以來，北京就已開始著手發展網絡攻擊能力，並將此納入軍事現代化計劃中。 這與近來流傳甚廣的消息相契合：以中國為據點的黑客嚴重地入侵歐洲、北美和亞洲的電腦系統，攻擊了美國、英國、法國、德國、韓國和台灣的政府網絡，竊取商業和財政機構的資料。根據五角大樓的說法，國防部「被中國黑客鎖定已久」，其中最著名的案例是二○○三年底代號為「驟雨」（Titan Rain）的黑客以國防部和眾多軍火商為目標的攻擊。

正如我們在第六章會看到的，這些事實和數據勾勒出中國軍事實力發展所帶來的嚴峻形勢，中國將觸角伸向全球，威脅到美國在整個太平洋地區和全世界的軍事部署。如果中國真的按照這一邏輯繼續下去的話，那麼前面所說的威脅就不僅僅是假想。現實中，中國領導人既不打算縮減軍費開支，也不希望面臨可能引發與美國展開軍備競賽的不利環境，這個潛在的成本太過高昂。這有助於解釋美中兩國國防預算的差距何以不斷拉大。中國軍事發展的統計數據聽起來似乎讓人緊張，但在比較美國之後，人們發現他們大可不必焦慮。美國國防部二○○九年基本預算為五千一百五十四億美元，自二○○一年以來增長了近百分之七十四。除此之外，美國還下撥了七百億美元的“緊急狀況撥款”，用於支持「二○○九年與全球反恐戰爭有關的活動。」

對中國軍力發展更準確的描述也許是中國在萬不得已時對美軍進行「點穴戰」（puncture）的能力。通過發展高科技的近距離打擊武器，中國尋求跳過美國的軍事硬件，直指美軍的脆弱之處，也就是美軍依賴甚深的通訊和情報技術。擁有這些武器，中國就能夠在無需購置大量裝備以和華盛頓保持軍力平衡的情況下，在中國大陸和台灣周圍形成一塊「可以說不」的勢力範圍。正如二○○八年一位名叫楊毅（音譯）的海軍少將對我講的，「中國海軍將加速研發建造新一代武器，以提高在目前信息技術條件下打局部海戰的能力。 」

負責對華關係的前副助理國務卿謝淑麗（Susan Shirk）解釋道，過去十年來中國的軍事發展證實了美國仍將擁有一流的軍力。因此，中國政府把焦點放在不對稱能力（asymmetric capabilities）之上，也就是中國政府口中的「殺手鐧」，它力求在信息戰領域裡發揮優勢，期望能在中國邊境的戰場上演出以小搏大、以寡擊眾的奇蹟。中國優先考慮的是在必要的戰場環境中打亂美國的指揮、控制、通訊、電腦、情報和偵查系統。因此，在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Robert Gates）看來，針對中國的軍事發展，美國祇要關切到它在台灣海峽的利益即可，無需對中國的擴張野心感到恐慌。

與中國軍事發展設施同等重要的是，它們正被轉化為戰略性的挑戰。在印度邊界、南中國海以及蘊藏有大量礦產和天然氣資源的日本海（譯註：應為東海），中國已提出廣泛的領土要求。中國還試圖將防線擴至台灣以東。對此，五角大樓以老謀深算的反制措施和情報蒐集能力加以回應。這些反制措施包括反潛戰（ASW），包括感測器、中繼設備、海基導彈、潛射導彈等水下作戰裝備。美國也針對中國的太空激光、太空作戰和衛星作戰指揮系統採取了防禦措施。

五角大樓還採取相應措施，防止中國黑客對美國信息系統尤其是防禦和情報系統加以滲透，此外，也細心地應對了解放軍空中加油技術的進步。美國軍方採取的其他反制措施還包括遠程軍力投射和無人機。與此同時，軍方決策者仍相信第七艦隊有能力在大陸攻擊台灣時提供援助，也有能力向西太平洋的任何地區輸送合適的兵力以確保海洋交通線的暢通，此外，第七艦隊也能確保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家有能力抵抗中國對其境內島嶼和沙洲的領土要求。美國與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亞和印度等國的軍事合作也被認為是確保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權力平衡的重要機制。

近年來華盛頓與印度越走越近，這是因為美國的戰略專家發現，在從印度洋到阿富汗的這片領域裡，美印在面對中國時有利益上的交集。 美國和印度都注意到，一段時間以來，中國在從巴基斯坦到馬六甲海峽的印度洋上，修建了一串好像珍珠練似的海軍基地。到了二○○九年秋季，在北京強硬的政治軍事政策和強化華盛頓關係所得到的潛在利益之間如何取捨，新德里越來越心中有數。

整個十月，關於中印衝突的報導經常登上印度的新聞頭條，如中國宣稱對印度北部的阿魯納恰爾邦（Arunachal Pradesh）擁有主權，警告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Manmohan Singh）不要在那里為大選拉票（辛格後來贏得了大選），北京方面還警告達賴喇嘛不要按計劃訪問該邦，此外，在中國的地圖上，查漠邦和喀什米爾邦（Jammu and Kashmir）被標示為非印度領土。新聞編輯們通常把上述報導和美印聯合海上演習、美印聯合空中演習以及美國特種部隊提供給印度軍隊的「搜索與光復」訓練計劃等新聞放在一起。發行量較大的《印度教徒報》（Hindu）和《德干記事報》（Deccan Chronicle）的財經版還報導了美國的軍火商逐步取代了過去的蘇聯或俄羅斯，簽署了軍售和維修協議，建立新的軍貿易關係。

中國一向善用一種叫人看不透的手段隱藏自己的戰略目標，但它在印度的所作所為再次引發了美國的憂慮，並促使美國重新調整其外交、軍事和商業策略，以使因一九六二年的戰敗而聞中國而色變的新德里重獲信心。此外，印度與美國及其他西太平洋遠洋國家的上述合作，在最低限度上，有助於製衡中國在這個地區的企圖心，也確保了海上交通路線的暢通。

台灣威脅

下面我們來看另一個總是被掛在嘴邊的「中國威脅」。和亞洲其他地方一樣，台灣海峽也是人們關注的焦點，它們都擁有成為戰爭導火線的特殊條件。但是，隨著中國大陸告別毛主義，轉向市場集權主義（market authoritarianism），五○年代以來中美兩國圍繞台灣問題一觸即發的緊張態勢已有所緩和。即使是在摩擦不斷的外交環境中，過去十年來兩岸的經濟聯繫也已愈加緊密。中國已成為台灣最大的貿易夥伴，而台灣也是中國的最大投資者之一。二○○七年，台灣與中國大陸的貿易總額達到一千零二十三億美元，比前一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六點一。同年，台灣對大陸出口總額為七百四十二點八億美元，增長了百分之十七點三，是過去三年的最高記錄。 因此，目前對雙方來說，戰爭將給經濟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社會層面也出現類似的趨勢。有超過一百萬台灣人在大陸生活和工作。許多人用「上海熱」來描述台灣企業家如何在中國打開或擴展業務，投資農業和其他固定資產，以及中國當權者如何一視同仁地、不分彼此對待他們。一位台軍退役上校曾對中國政府抱有某種程度的戒備，他的姐姐在上海附近開了一家葡萄酒廠，他擔心姐姐的背景和自己的經歷會惹來地方政府的勒索乃至更糟糕的結果。但十四年過去了，他的擔心從來沒有成為現實，相反，為兩岸關係未來走向中不斷增長的民間智慧平添一例，現在的直郵和包機直航可為此提供最好的說明。

二○○八年，大打促進兩岸關係牌的國民黨在馬英九的領導下贏得大選，兩岸關係進一步緩和。先後擔任福特與老布什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布蘭特·斯考克羅夫特將軍（Brent Scowcroft）在華盛頓對許多人說，台灣的經濟進一步與大陸融合、雙方交往更加密切，可說是歷史性的一大進步。 然而，兩岸關係和台灣問題依然牽動華盛頓、北京和台北的神經。三方走錯任何一步棋——譬如公開宣示主權或表現過於倨傲——都會遭到彼此的叫囂互罵或引起民眾憤怒的情緒，這反而使各方領導人承受巨大的壓力。經濟相互依賴並不見得就能消除戰爭的可能性。

但問題在於，今天的穩定是建立在一個更加微妙的基礎上的。維繫美、中、台三方的是一套基於高明的外交手腕上的協議，彼此都在關鍵議題上保持模棱兩可的彈性，以繼續過去三十多年來行之有效的三邊關係。美國承諾向台灣提供自衛所需的軍火與物資；美國和中國一致同意後者不會用武力統一台灣，雙方也認可「一個中國」政策。 這些共識使主張中國的民族統一和軍事干預的人得以保住面子，也使美國保住了它與一個民主的盟友的既有關係和它在這個地區的威信。最後，它們使台灣獲得了事實上的獨立。

奧巴馬政府上台之後承諾繼續遵守上述共識。二○○九年一月進入白宮後，奧巴馬政府很快就委婉地表示他們傾向於延續既有政策，且了解到保持外交彈性空間並阻止一切不按劇本演出的必要，以及在兩岸關係上遵循一種「多說少做」的策略。同一個月里中國發布的國防政策白皮書再次強化了兩岸關係的漸進發展。白皮書指出，台獨分子受到了「挫敗」，且兩岸關係朝著歷史方向發生了「重大積極的變化」。

經濟威脅

下文將要分析到，除了中國擁有大量的美國國債所引發的討論之外，美國也從中國對美直接投資產生的影響中看到了警訊。毫無疑問，在中國威脅論的各種不同表現中，中美經濟關係是最為錯綜複雜的。此外，經濟領域的中美關係也最容易被簡單化或誤讀。來自中國的投資通過一系列國有和私有企業不斷流入，包括一些知名的國營企業，例如擁有兩千億美金資產的主權財富基金、中國投資公司（CIC）、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CNOOC）。其中，中海油曾試圖在二○○五年收購優尼科（Unocal）公司，但後來被美國國會阻止。有批評指出，由中國來控制美國經濟的重要部門將會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嚴重威脅。此話不假，但威脅尚取決於各個產業的特質、後續效用的影響範圍以及投資方向（本書第六章將進一步討論中國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的已知威脅）。

中國對美國經濟的另一個不利影響是中國掌握的巨額貿易順差，中國在賺取這些美元之後，再用來購買美國國債。由於美國購買了大量的中國出口產品，中國用賺取的利潤對美國國債和股票進行了再投資，這構成了一般社會大眾對中國威脅論的普遍認識。這種流行的說法警告美國民眾，北京可能通過減少購買美國國債來重挫華盛頓，如此一來，會引發世人對美元持續走強的懷疑，或出售其手中的部分美國債券。上述的每一種手段都會導致利率——然後是抵押、信用卡和貸款利率——的攀升和美元的貶值。這對我們來說非常不利。然而，中國作為美國債權國這一事實的意義是非常複雜的，綜合評估下來它並沒有那麼可怕。因為，北京借給華盛頓的巨額債務對中國自身來說也是一個嚴重的牽制。

實際上，我們已在這些不利因素的結合中找到了一個維持均衡的辦法，中國對美國的“威脅”已被美國對中國的“威脅”所抵銷。穩定的美國經濟和美元對中國與美國都一樣有利。中國政府購買美國國債也是基於以下簡單的原因：購買行為可以維護中國人需要的宏觀經濟引擎。中國購買國債、抵押擔保債券等美國資產有助於維持美國的低利率，讓可用於貸款的資金更充裕，使美國人有足夠的錢持續消費，而他們買的又恰恰是中國製造的商品。低利率對美國商業的擴展也至關重要。低房屋貸款利率使更多的美國人擁有住房，並使不動產價格增值。房價上漲後，消費者以增值作為抵押進行貸款，用於其他方面的消費。

國外資本的大量湧入使美國政府能夠彌補刺激經濟所產生的嚴重赤字，維持低稅率並通過政府支出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中國借錢給美國並不是因為它想看到美國的失敗與認輸。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對中國這樣一個仰賴出口的經濟體來說，美國仍是最大的海外市場。 美國的消費者是中國經濟的血脈，美國企業是中國最重要的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來源。北京購買美國資產旨在使美元保值，這既會使它投資的美國國庫券保值，也能維持中國產品的低價位。

北京也通過購買美國債券來維持人民幣的穩定，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目前保持在相對穩定的水平。在寫作本書之際，中國約百分之七十的外匯投資組合是以美元流動資產的形式持有的，如美國國庫券。如果中國政府允許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上漲，它的損失會達到數十億美元。中國在這些問題上的高度不安全感在二○○九年三月表現得尤為明顯，那時美國的經濟危機持續惡化。當時，中國總理溫家寶表示，中國對所持的美國國債感到「憂慮」，並要求美國確保這項投資的安全。北京擔心的是，華盛頓刺激財政的一籃子救市計劃中的巨額借款會危及它所持有的近八千億美元的美國國債（二○○九年第一季度為七千六百七十億美元）。

在中國看來，這筆龐大的借款會導致通貨膨脹，進而使中國手中的一兆六千億美元貶值。出人意料的是，中國的中央銀行行長周小川在呼籲一項新的國際儲備貨幣時也表現出這種不安全感。二○○九年三月，周小川指出，「國際貨幣體制改革的理想目標」應該是「創造出一種不與任何單一個國家聯繫起來的國際儲備貨幣」。對於中國試圖用新貨幣代替美元，他的美國聽眾感到非常震驚。但，在這種情況下，周小川的話更多的是出於政治而非經濟目的。他的目標是給美國貼上全球經濟蕭條製造者的標籤。周小川是在試圖利用美國新政府的經濟困難嗎？是的。他是在試圖使美元失去信用嗎？考慮到以上原因，不太可能。但是他引發了一個足以警告美國決策者的爭論：中國不會容忍所持美元的貶值，此外，儘管擴大IMF的特別提款權（SDRs）——與儲備貨幣具有相似性質——明顯是不可行的，但周小川提出的以一種或一籃子貨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建議，至少是值得考慮的方向。

然而周小川的話可謂雷聲大雨點小，原因就在於特別提款權的細節。簡而言之，特別提款權是IMF在60年代設計出來的，實際上主要是防止債務國所借的幣種出現嚴重波動。比如說，某國向IMF借了一筆資金，該筆資金與美元的匯率可能出現波動，因此債務額也會出現波動，從而引發金融危機，進而導致債務拖欠和更多的金融問題。特別提款權通過設立美元、英鎊、日元與歐元的一籃子貨幣來解決這種問題。這意味著，在特別提款權下進行的交易比在美元下進行的交易更少受外匯市場波動的影響。然而與此同時，這也意味著，儘管特別提款權為貨幣價值提供了一個參照點，但它不是貨幣本身。簡單說，它們不能被用來支付出口貨款，也不是亮光光的銅板。 [34]因而，周小川聲明的背後反映了他對美元貶值所帶來的威脅的憂慮，而不是想要看著美元垮台。 周小川的言下之意是提出了一個技術性的對策，即用中國銀行所擁有的某些美元換取IMF的特別提款權，以此來減少美國政府脆弱的預算平衡對中國所可能造成的影響。此舉會促進美元的流通，而非對美元的攻擊。正如《新聞周刊》的施萊登（Barrett Sheridan）分析的，這也反映了金融領域相互依賴的動力。如果你欠中國十億美元，那麼你得聽中國的；但如果你欠中國一兆美元，中國得乖乖聽你的。

美國經濟和中國經濟高度依存，美國已愈發依賴中國的信貸，中國也相應地愈發依賴美國的消費者。相互之間的深度依賴形成了經濟上唇亡齒寒的穩定關係，類似美蘇兩強之間「互相保證摧毀」（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達到恐怖平衡的財經版。正如劍橋大學的詹姆斯·邁亞爾（James Mayall）所說：「中美兩國的經濟就像兩個相互攙扶的醉漢，如果一個人倒下，另外一個人也會跟著倒下」。這種互相依存的關係在冷戰之後少有出現。

北京對這一領域有巨大的影響力嗎？是的。但是華盛頓也有反制的籌碼，這意味著如果有必要的話，北京的企圖會被制衡和約束。北京能威脅美國經濟和美國消費者嗎？是的。但傷害是有限的，同時也會損及自身。重要的一點是，北京擁有的美國國債正被其自身對美國市場的依賴所製約和平衡。比起中國持有的巨額美國國債以及中國可能發動的經濟攻擊，更嚴重的是，經濟上的互相依存已經弱化了美國在國際事務上的聲音。希拉里·克林頓就任不久後便去中國訪問，她強調的不僅僅是中美兩國必須就處理全球經濟蕭條達成共識。在面對一群記者和中共官員時她表示，在諸如西藏與人權等「其他議題」上對中國施壓，「不應該與全球金融危機混為一談」。這一表態證實了今天美國對華關係中跛腳的一面。過去，美國通過人權、法治、言論自由等議題上的主導力量塑造了以美國為首的國際自由秩序，但今天在經濟上與中國的相互依賴，削弱了美國在這些議題上的影響力。

正是全球經濟一體化和衰弱了的美國國力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引出本書的主題：中國確實對西方世界構成了嚴重和長期的威脅，但這並不是由於中國在外太空或海底的軍事力量，也不是中國人民銀行里的美元儲備。這些方面在執行時都會遇到重大的限制，因此其實際上的威脅效果要大打折扣。相反的，本書的觀點是，中國正在催化、推動一個更深層、更宏大的變化；正如全球化壓縮了世界一樣，中國也迫使西方世界日漸萎縮。中國正在悄悄地再造包括發展、經濟、社會、乃至政治在內的國際局勢，使得西方國家的影響力與價值觀越來越難以跨出北約集團的勢力範圍之外。

北京共識－－中國權威模式將如何主導二十一世紀？（The Beijing Consensus）
著者：斯蒂芬．哈爾珀（Stefan Halper）
出版社：中港傳媒出版社
中文版出版日期：2011/04/01
售價：HK$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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