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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主導多個全球經濟合作組織，令美國式全球化計劃失去了市場吸引力。 |
《北京共識》 新財富，新理念
這一問題源於二十年前開始的一個新趨勢。與一九八九年以後很多著名學者的預言相反，西方的自由市場和民主模式沒有統一世界。世界朝著更加多樣化的政治秩序演進，這是很多西方人尤其是美國政府沒有想到的。這並不是否認一九八九年以後的資本主義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現今世界的所有大國都依賴自由市場與自由貿易——盡管是以不同的方式——來促進經濟增長、提高民眾生活水平和維護政治穩定。經濟一體化、科技進步和全球運輸網絡已經適時地創造出了一個新的「地球村」（這點與希拉里·克林頓的觀點相呼應）。
我們正生活並工作在一個越來越小的星球上：時間和空間本是商業貿易的障礙，如今都最小化。輕輕點一下鼠標，資本就在全世界流動。科技湧向智力和財力最豐富的地方，而製造業則湧向擁有廉價勞動力和幣值被低估的地方。消費者則在連接客服中心和境外營運中心的虛擬世界中全球行走，暢通無阻。
但是，我們對經濟一體化及其效應的理解也在發生變化。二十年前，我們都以為它是美國模式（American Brand）的全球化。全球化不過就是建立在美式資本主義以及另外兩個基本理念之上：一是市場而非政府才是進步的原動力，二是民主是組織社會的最佳方式。但在今天，這些信條正在西方之外的世界逐漸遭到否定。正如第二章將要詳細描述的，許多美國人及其西方盟友認為，冷戰後向全球市場的轉型將會形成一個以西方自由秩序為中心的全球趨勢。
但事與願違，現實世界中的國際關係有了兩種新的發展：西方之外的新財富來源和沒有民主的資本主義。自從資本主義普及到全球以來，小國和窮國通過利用其自然資源、廉價而豐富的勞動力、出口工業和外包而累積了財富。新的國際關係伴隨著新財富而產生，並逐漸避開傳統的西方勢力。發展中國家正在深化「發展群」（developing pack）內部之間的彼此聯繫，在很多情況下優先與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等在二○○一年被高盛集團稱為「金磚四國」（BRICs）的發展中國家領袖做生意。
隨著新興市場逐漸富裕，它們開始融入全球經濟，但這並不必然意味著融入西方。事實上，這些國家間互動的程度要超過其與西方國家的互動程度。與之前試圖向西方國家尋求合作相比，新興市場之間開始逐漸開展合作。例如，中國與東盟在二○○五年簽訂的協定，創造了一個接近十八億人口的巨大的共同市場，並且計劃在二○二○年實現一個類似歐盟的共同體。這個協議不僅確保了中國的重要的海岸線與原料通路，也創造了一個將美國及其重要盟國排除在外的區域性實體。
這個例子將我們帶到了另一個要點上：這些新的經濟中心正賦予開發中的市場更多自信，讓他們要求在跨國議題與國際組織的管理上有更大的發言權。這種心境在二○○九年六月舉辦的所謂金磚四國首次高峰會上展現了出來，當時俄羅斯、中國、印度、巴西、哈薩克、塔吉克、吉爾吉斯和烏茲別克的領導人在俄羅斯葉卡捷琳堡（Yekaterinburg）聚首。會議的主要議程是討論怎樣在排除美國的情況下進行貿易並提供援助。
俄羅斯總統德米特里·梅德韋傑夫（Dmitry Medvedev）認為，這次高峰會為所有與會國提供了一個機會，可以通過「建立逐漸多極化的世界秩序」來超越以一個「勉強維持的單極體制」——其特徵是「靠不斷惡化的赤字和債務來彌補消費黑洞、即將風光不再的儲備貨幣和一個獨斷專行的資產與風險評估體系」。梅德韋傑夫也呼籲建立一個「不受特定政治問題、動機以及特定國家操縱的全新的金融體制」。當剛剛上任的奧巴馬政府要求以觀察員身份出席會議時，他們得到的回復是一個俄文字：nyet（“不”）。
創造出新興市場（emerging markets）這一詞彙的基金管理人安東尼·范.艾格特梅爾（Antoine van Agtmael）現在預言，在二十五家極有可能成為新一批世界跨國大企業的公司當中，有來自巴西、墨西哥、韓國和台灣的各一家，印度三家，中國兩家，阿根廷、智利、馬來西亞和南非各一家。高盛預計，中國將會在二○二七年超越美國，而金磚四國的總額將在二○三二年超過G7集團。 納辛·巴曼（Naazneen Barman）、埃利·拉瑟（Ely Rather）以及史蒂芬·韋伯（Steven Weber）等全球化專家注意到，這一趨勢既不與西方相衝突，也不以西方國家為榜樣；相反，它真正的關鍵在於降低了西方的影響力。
這些非西方的新財富和新連結的基礎只是一種簡單的「新西發利亞條約」（neo-Westphalian bargain）。根據這一協定，主權國家有權處理領土內部政府和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在國際層面，主權國家之間只有商貿上的往來，除了履行彼此承諾的契約，彼此之間沒有任何其他的權利或義務。與此同時，有越來越多的非西方國家通過別的方式獲得財富，他們拋棄了以自由市場與民主政體為核心的西方發展模式。
美國賴以成功的模式，即建立在自由主義政治與最小政府上的自由主義經濟，也被否定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現在努力模仿的資本主義帶有兩個突出特徵：第一是在國家的嚴厲監控下開放投資與私營企業發展的自由經濟政策；第二是堅持集權統治，這使得執政黨把政府、法院、軍隊以及信息的傳播牢牢地抓在手中。
西方之外的新經濟中心的出現、對不自由的資本主義（illiberal capitalism）的追求，這兩個新趨勢成了削弱西方力量的新動力。而它們背後有一個共同的強大推手：中國。北京已有足夠的財力資助小國的財政和經濟發展，從而使這些國家不需仰賴傳統的西方援助。
中國與西方資助的關鍵區別在於中國提供硬通貨貸款（hard currency loan）的時候，不像西方那樣強迫附加條件。中國不要求這些國家推動產生西方意義上的公民社會，也不要求他們遵守國際會計標准或通行的法律標準，當然更不會干涉這些國家的內政。中國、它的國有企業、它的企業家提供了另外一條不同的經濟發展路線。事實上，當世界銀行或IMF 等國際放款單位總是在政治改革、人權、財政透明以及種種西方式的政治與經濟改革上提出許多不勝其擾的要求時，中國為他們提供了「西方之外的另一選擇」。
中國崛起的這一特點，對啟蒙價值和兩個世紀以來引導西方持續進步的原則構成了根本性的挑戰。如同其他政策領域一樣，中國正將它兩兆美元的外匯儲備當作戰略工具使用。它的全球貿易網絡正在快速塑造出一群心懷感激、言聽計從的幫手——但這又與冷戰時代的現象略有不同。中國與它的支持者之間的關係，並不是聯合國內的一個投票部隊，也不是一個所有瑣事都得請命於共主的國際集團（儘管北京希望在台灣、西藏、主權、人權等問題得到支持）。相反，我們看到的是，有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因為如下共識而鬆散地凝聚在一起：對中國的崇拜，對通過國際市場力量致富的期待，以及追求獨立自主、擺脫西方政治經濟文化之羈絆的渴望。
對於津巴布韋的羅伯特·穆加貝（Robert Mugabe）或蘇丹的奧馬爾·巴希爾（Omar al-Bashir）這類暴君，幸運的是北京認為各國的主權是不可侵犯的。這一觀念深深紮根於中國政府自身在國內問題上的不安全感以及打壓民主言論的需要中。中國在十九世紀遭受歐洲侵略的屈辱史為這種說法提供了義正辭嚴的力量。二十世紀，這種觀點因為中國宣稱西方試圖將台灣、西藏從中國分離出去而更加猛烈。今天，這種思維反映在中國一貫地拒絕外部勢力干涉各國的國內事務。自然地，這對向中國提供原材料或購買中國商品的集權者、核擴散者、政治狂人、大搞個人崇拜者的集權君主具有吸引力。同時，中國的崛起也反映了一個不斷出現的歷史現象，即理念隨著商業和權力的運行而傳播。
在這個層面上，全球市場發揮了一條傳輸帶的作用。透過這條傳輸帶，北京不經意地加速運送它最令人擔憂的出口品：中國模式。一般我們說的中國模式，從某個層面上來說，是指過去三十年來中國的發展與改革歷程累積而成的一個特殊綜合體。這些改革在中國之所以成功，得歸因於中國自身獨有的文化、人口結構、地理條件和統治哲學等因素。在這一意義上，中國的成功並不能說已經建立起一種模式。根本沒有一套可以移植到拉丁美洲或次撒哈拉非洲（譯註：指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大陸）的模式。
然而，較之於促成中國三十年來巨大、複雜之變化的個別基本要素，中國正在輸出一種非常簡單，但對西方優勢具有強大殺傷力的觀念，那就是市場集權主義的基本理念。當世界各地的人們在購買中國製造品的時候，中國在大家心目中成了「發展資本主義，維護集權制度」這一新選擇的超大宣傳看板。
關於如何在經濟自由化的過程中仍保有政治上的鐵腕控制，北京已經提供了世界上最可信、最快速的例證。除了北美和歐洲外，來自東南亞、中東、中亞、次撒哈拉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等世界各地的官員和領導人紛紛造訪中國，就如何使政治與經濟脫鉤向中國取經（具體見第三章、第四章）。 當然，北京確實願意在既有的經貿關係之外，通過演說、研討會、高峰會、交流計劃等形式來推銷這個中國模式，儘管非常低調。
北京共識－－中國權威模式將如何主導二十一世紀？（The Beijing Consensus）
著者：斯蒂芬．哈爾珀（Stefan Halper）
出版社：中港傳媒出版社
中文版出版日期：2011/04/01
售價：HK$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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