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理解中國的軟實力及其另闢蹊徑的發展模式為何會越來越吸引人，我們就必須先了解它的歷史脈絡：西方式的發展經濟學對南半球國家（global south）的吸引力在不斷衰弱。如同許多有趣的故事一樣，這個故事發端於劍橋大學，主角是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在凱恩斯後來成為舉世聞名的經濟學家之前，沒人能夠看得出他將來會有偉大的成就。從劍橋畢業後，他一心想要經營鐵路事業，原因是看起來“很容易”。但當試圖進入鐵路事業的努力失敗後，凱恩斯參加了文官考試，在這次考試中，他的經濟學成績是所有科目中最低的，這是一個經常會被忽視的歷史插曲。
凱恩斯隨後被派往印度事務部任職，從事枯燥無味的運輸工作（他曾談到自己當時最大的成就是將一頭純種英國公牛出口到孟買），但他很快辭職。回到英國後，凱恩斯在英國上流社會的輕鬆氛圍中找到了慰藉，他在劍橋為報刊寫作，並作為“布魯姆斯伯里派”（Bloomsbury Group）的一員而成為倫敦社交界的明星。 “布魯姆斯伯里派”是一個由小說家與散文家組成的輕浮的社交圈，其成員包括了諸如弗吉尼亞·伍爾芙（Virginia Wolf）、雷頓·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 、EM 福斯特（EM Forster），以及格蘭切斯特（Granchester）的詩人魯伯特·布魯克（Rupert Brooke）這樣的名人。直至奧地利皇儲弗朗茨·費迪南大公被刺殺事件將歐洲拖入大戰，凱恩斯被徵召進入英國財政部之後，他作為經濟學家的才能才被發現。
凱恩斯在公職部門升遷很快。一九一八年，他作為英國代表團成員參加了在凡爾賽召開的巴黎和會，其間他幾乎未發一言。然而回國後他卻出版了《和約的經濟後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一書，指出協約國對德國過於嚴厲的索償政策最終會給歐洲帶來新的災難。這本書在當時十分暢銷，並使凱恩斯一舉成名。在德國第二次戰敗後，各大國就戰後秩序如何達成一致而再度聚首，這一次，凱恩斯成為討論的中心。他在一九四四年率領英國代表團參加了著名的布雷頓森林會議（Bretton Woods conference）。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以此會議聞名的小鎮上，二戰的勝利者們匯聚一堂，建立起戰後貿易與經濟發展的國際體系。
在接下來的三十年間，西方國家政策制定者們的共識就是遵循這次會議所達成的總體指導方針。 [4]它所依據的理論，是凱恩斯關於經濟衰退與蕭條不一定能夠自我糾正的觀點。他認為，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是供給與需求的自然法則能夠創造充分就業，但這一點是有缺陷的。在現實中，民眾和商業機構在經濟衰退期間通常傾向於儲蓄而不是投資。這樣一來就會減少流通領域中的貨幣量，阻礙經濟實現充分增長，並影響到就業率的提高。
因此，根據凱恩斯的理論，如果世界想要避免另一場類似一九三○年代發生的這種經濟衰退，及其帶來的社會動盪和政治風暴，資本主義就需要國家的糾正之手。在經濟困難時期，國家的職責是通過擴大公共支出與投資來填補因私人支出減少造成的缺口，創造出工作崗位並提高民眾的消費力。同理，在經濟得到復蘇與並開始擴張的時期，政府要削減其支出以避免通貨膨脹。換句話說，失業率與通貨膨脹是相互交替的兩股力量，政府的工作是保持兩者之間的平衡，在經濟情勢變壞時通過公共支出增加民眾口袋裡的錢；在經濟情勢轉好時，再通過增稅把這部分錢取回來。
一九六○年代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巔峰時期，無論是華盛頓、倫敦還是其他歐洲國家都遵循它的法則對經濟進行宏觀管理。實踐經驗似乎證明了這一理論的正確性：當一些政府選擇低失業率時，就不得不面對較高的通貨膨脹；而其他政府對低通貨膨脹的偏好，則要以較高的失業率為代價。
但接下來的是一九七○年代世界經濟的衰退。它不僅摧毀了戰后凱恩斯主義的共識，也導致了西方經濟思想上的深刻變化：世界被改變並帶往一個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新時代。新時代裡盛行的西方式發展經濟學理論就被稱為華盛頓共識。
在本書中國故事的脈絡下，華盛頓共識之失敗的重要性再怎麼強調也不為過。這個得到廣泛傳播但最終還是失靈的模式，為那些邊緣化的、無賴的和集權的國家以及其他國家參加中國的盛筵佈置好了餐桌。一九八○年代以來，西方的政策制定者們自以為胡蘿蔔加大棒式的的金錢援助有助於吸引發展中國家採納西方的規範與製度，接受國將以接受西方式的經濟與政治改革來換取這種經濟互動，奈何事不遂人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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