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八○至一九九五年間，SAPs的實施範圍覆蓋了世界上大約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其中受到調整壓力影響的國家，就包括墨西哥、阿根廷、玻利維亞、秘魯、厄瓜多爾、委內瑞拉、特立尼達、牙買加、蘇丹、扎伊爾（即現在的剛果民主共和國）、尼日利亞、贊比亞、烏干達、貝寧、尼日爾、阿爾及利亞、約旦、俄羅斯以及印尼。
所有的國家都發生過反對SAPs特別條款的暴力抗議活動，甚至還出現過傷亡。抗議的對像從燃料價格的急劇攀升到貨幣大幅貶值與隨之而來的物價飛漲，還有因IMF要求所導致的麵包與交通成本翻倍，引發了因食品價格上漲而導致的暴動及大學生靜坐等一連串抗議活動。
在阿根廷，例如，IMF曾提供七十二億美元貸款，要求阿根廷進行幾個關鍵的財政與結構改革作為附加條件。因為IMF提出的勞動法改革限制了工會的權力，又削減了社會安全支出，所以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內，包含首都在內的好幾個阿根廷的城市都爆發了嚴重的抗議活動。
一年後，儘管有上千名民眾示威抗議，並與警察發生暴力衝突，阿根廷參議院還是通過了改革法案。同樣在玻利維亞，SAPs 要求的改革導致一些城市的水價上漲了將近兩倍，這也引起了類似的抗議活動。而贊比亞在一九九九年三月獲得了三億四千九百萬美元的援助，承諾將進行大規模的私有化以及取消對公共部門的監管，但隨後在首都盧薩卡（Lusaka）的街頭就出現了抗議人群，迫使政府不得不出動鎮暴警察與催淚瓦斯來驅散他們。
法里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則描述了華盛頓共識的另一面，他指出，全球市場的演進與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主導的自由貿易在過去的二十年中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 例如，曾經困擾著許多國家（如土耳其、巴西和印尼）的惡性通貨膨脹問題，現在就能夠通過成功的財政與貨幣政策來解決，而這些政策則源自西方的方法。全球每日生活消費低於一美元的人口比例已經從一九八一年的百分之四十下降到了二○○四年的百分之十八，而在實行過SAPs、佔世界人口百分之八十的那些國家中，貧窮的狀況也得到改善。
同樣，克萊德·普雷斯托維茨（Clyde Prestowitz）也強調說，在過去半個世紀的全球化過程中，美國在促進各國經濟一體化以及商品、服務、貨幣、技術與人員的國際交流方面發揮了獨一無二的重要作用，使難以計數的人口過著富裕、安穩、有尊嚴的生活。這個過程同其他事物一樣，通過使自由世界中的數億人口擺脫貧困並創造出富裕而強大的國家（如日本、韓國以及歐盟），幫助我們贏得了冷戰。
然而，儘管有這些良好的趨勢，但自一九八○年代早期以來，西方工業國家集團向貧窮國家提供的這種一籃子發展方案卻在世紀之交喪失了它對這些國家的吸引力與合法性。專家們認為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這一方案過於強調其普世性而失去了彈性與變通。經濟學家艾立沙·馮·韋恩伯格（Elisa Van Waeyenberge）注意到，世銀的報告也不得不承認，到一九八○年代末的時候，許多接受世銀或IMF改革方案的國家，其經濟表現都很糟糕。
蘭德爾·培倫布姆（Randal Peerenboom）證明說，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二十年間，八十三個人均收入曾經低於二千美元的國家中有五十七個始終沒有絲毫起色，甚至還有變得更窮的國家。到二○○○年止，接受過各種援助計劃的四十四個發展中國家比起它們在一九九○年時的狀況反而變得更加糟糕。
這樣一來，當我們發現現在對西方的經濟發展模式最不抱幻想的國家都來自非洲時，就不會感到奇怪了。埃塞俄比亞的總理梅萊斯·澤納維（Meles Zenawi）在二○○七年作為新興的非洲國家集團的代表發言時指出：世界銀行與其他國際組織所提供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方案」無法「達到它們所追求的那種經濟增長」。好的治理模式只能來自本國國內，而無法從外界強加。
同一時期，一份來自非洲委員會的報告也描述到，非洲各國的民眾與官方對「遵循一種與西方工業國家自身的發展模式不同的經濟與政治處方」存在著不斷增長的懷疑。該委員會認為，發達國家「並不是通過它們如今推薦給非洲國家的政策制度達到今天的成就的」。
它們中的大多數都曾積極地保護本國的初級產業並提供出口補貼——而如今這些措施即便沒有被嚴厲禁止，也已經不被讚許。因此，當莫桑比克、墨西哥以及其他許多國家知道它們被世界銀行禁止補貼本國農業而同時西方國家卻花費數十億在自己國家的農業上時，他們要大喊不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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