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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評】溫仕文:通往天國與地獄之路:近代猶太民族主義抬頭

1493年出版的《紐倫堡編年史》,記載黑死病肆虐期間,猶太人被認為帶來魔鬼及死亡,故被集體燒死。(網絡照片)

西歐自十字軍東征後,對伊斯蘭教與猶太教的看法同樣異常扭曲(例如視穆斯林和猶太人為惡魔)。雖然後來踏進啟蒙時代,但是歐洲人的理性思維依然敵不過盲目的恐懼。文明的歐洲人除了在部分殖民地剝削本地人之外,國內也不時爆發反猶太的暴力行為。


歐洲反猶太仇恨某程度上也和猶太人「被迫」從事的職業有關:由於猶太人普遍不能擁有田產,他們很多時被迫從事工商業及放貸,以維持生計,而放貸在中世紀是不被天主教會容許的。猶太人被迫以此維生,被視為「魔鬼」舉動。圖為莎士比亞著名劇目《威尼斯商人》中的主角夏洛特,劇中處處展現夏洛特所代表的「貪婪無情」猶太商人刻板形象。

中世紀時,四散流亡的猶太人多半住在伊斯蘭世界,因為相對而言安全得多了。他們在伊斯蘭世界的身份雖然是二等公民,但是至少沒有長期的宗教迫害,也可以享有從事各行業的自由。不過,隨著歐洲的科學、科技、經濟、政治和文化急速發展,不少猶太人決定移居到歐洲,展開新生活。


猶太人普遍相信,歐洲文明將會不斷進步,反猶太的暴力行為將會隨之消失,所以融入歐洲社區似乎是最好的選擇。不過,到了1880年,東歐(俄羅斯)和西歐(法國)先後爆發反猶太主義,令部分猶太人反思:歐洲到底文明嗎?他們留在這裡安全嗎?


政治錫安主義者


猶太人復國的念頭某程度上也是近代歐洲民族主義的產物:18至19世紀是民族主義的年代,猶太人生活在法國大革命(1789年)與拿破崙戰爭(1803至15年)、大波蘭起義(1846年)、意大利統一(1859至61年)、德國統一(1866至71年)等的時代,當然也接觸到民族主義的思潮。


部分猶太人認為,他們之所以受迫害,是因為他們沒有國家,沒有可以保護猶太人的政府機關;只有透過建立專屬猶太人的國家,他們才能夠活得有尊嚴。


 


1884年於德國卡托維治市舉行的卡托維治會議,予會者合照。這可說是錫安主義者第一次公開聚會。(網絡照片)

 


曾經主張融入歐洲社區的俄國猶太人萊昂·平斯克(Leon Pinsker)目賭1880年東歐的大規模反猶太活動後,寫了小書《自動解放》(Auto——emancipation),指出猶太人在歐洲社區內,根本不屬於任何群體,所以永遠只會招來敵意。這書引起年輕一輩猶太人的共鳴,促使想法相近的猶太人,組成錫安熱愛者(Hovevei Zion,又稱Lovers of Zion)。


錫安山是耶路撒冷附近的山丘,後來泛指耶路撒冷或以色列之地(Eretz Yisrael,即是古代以色列王國的領土),所以某程度上與古代以色列民族口中的應許之地,有一定的關連。


這些錫安主義者接受了西歐的教育,思想比較世俗化,因此特別反對兩種人生態度:



  1. 有的較為保守的猶太人認為他們應該耐心等待彌賽亞的來臨;

  2.  有的則認為猶太人應該繼續努力融入歐洲社區。


錫安主義者認為第一種猶太人過於消極,甚至迷信/守舊;第二種猶太人則過於天真,將來只會承受更多迫害。


至於立國地點,錫安主義者初時並沒一致的定案,但是不少錫安熱愛者裡的成員認為尋根是理所當然的選擇。創立者平斯克對自身宗教不抱興趣,但是最後也同意這個選項。


同時間,維也納猶太人作家西奧多·赫茨爾(Theodor Herzl)也積極推動錫安主義。他曾經也提倡猶太人融入歐洲社會。1894年,法國猶太裔軍官阿弗列·德雷福斯(Dreyfus)被指控叛國,審訊期間赫茨爾聽到群眾大喊:「猶太人去死吧!」,立馬改變了想法。此後,赫茨爾認為猶太人必須立國,並將歐洲的文明引入落後的非洲或中東地區(視乎猶太人的立國地點在哪裡)。


德雷福斯案(Dreyfus Case)也是法國政治史的重要事件,標誌著法國左翼與右翼之間的對壘。由於德雷福斯案最後獲得平反,而且發現將情報轉交德國的其實是個本土法國軍官,法國極右翼力量最後只能全面轉向反德民族主義,而其反猶及企圖恢復強人統治的思想被迫「收藏起來」。

與平斯克一樣, 赫茨爾不是狂熱宗教人士。赫茨爾於1897年召開第一次錫安主義議會(Zionist Congress),拉攏西歐和東歐各地的錫安主義者,組織世界錫安組織(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旨在確立猶太人復國的地點和安排。同時間,他四處奔走,尋求各國領導的支持。1898年,他接受英國提出的議案:在烏干達立國。 1903年,赫茨爾興高采烈的召開了第六次錫安主義議會,宣佈喜訊。然而,幾近所有錫安主義者拒絕接受這個建議——他們堅持立國地點一定要在以色列之地。


儘管政治錫安主義者不算得上是虔誠的猶太教徒,甚至輕視狂熱的宗教人士,他們不少成員似乎仍然擺脫不了宗教的影響。不少東歐的錫安主義者,對以色列之地仍然抱有強烈的執著。赫茨爾召開第一次錫安主義議會時,亦有不少錫安主義者深深受到感動,雙眼充滿淚水,甚至認為赫茨爾就是彌賽亞。


阿里亞運動其實亦伴隨著一種叫Kibbutz、類近「農業公社」的組織。這種組織類似農村自治社團,社員共同開墾土地及工作(部分時間亦共同用餐),遇襲時共同防守,兒童也同樣接受Kibbutz共同托兒及教育,不過社員有自己自由時間及空間,也有一定私產。不同人均可申請加入,也可自由退出。各Kibbutz則在戰前巴勒斯坦及戰後以色列國的自由市場中共同競爭。Kibbutz接收了立國前後大量來到以色列的猶太人,至今仍有相當的Kibbutz存在於以色列郊區及新佔領地。

 


第一次阿里亞:錫安主義開拓者


當這些錫安主義學者和知識分子還在爭論如何建國時,有一批猶太人已經收拾行裝,自1882年起陸續出發至巴勒斯坦。歷史學家估計這一次的阿里亞有約3萬人,但最後有一半或以上挨不過艱辛的生活環境而放棄。


阿里亞(Aliyah)解作「上升」,意思相當於「回鄉」,因為猶太人認為回鄉令他們的身份由「難民」上升至「居民」,是重獲新生的過程。


這些猶太人主要來自東歐,相對比較貧窮,也習慣了城市生活,對於開拓所需要的勞力工作沒有甚麼認識,所以反過來需要阿拉伯人的幫忙。不過,即使如此,他們的收成不算理想,有人挨不住要離開以色列之地。辛苦建立的定居點,面臨解散的危機。


埃德蒙·詹姆士·羅斯柴爾德的個人照。猶太裔的羅斯柴爾德家族是近代著名的跨歐洲銀行家族,且不同的家族分支在英、法、奧、意境內都有龐大業務。富可敵國的猶太銀行家自然成為當時陰謀論的主解及反猶極右份子攻擊的目標。有趣的是,這家族不同分支及成員對於猶太人是否應復國,分歧十分大……

這時,法國銀行家埃德蒙·詹姆士·羅斯柴爾德(Edmond James de Rothschild) 購買土地,捐助大筆金錢投資以色列之地的農業發展,但他堅持猶太人需要參照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農業模式,只種植葡萄之類的經濟農作物。不過,猶太人不甘心淪為受僱勞工,收成也大受價格起伏不定的影響,結果還是不甚樂觀。羅斯柴爾德本人也不滿意投資沒有結果,放棄了整個計劃。


第一次阿里亞中的猶太人務農的經歷尚淺,難免遭受挫折。部分猶太人更需要與阿拉伯人共同合作,才可以在陌生的環境生存下去。然而,最重要的是他們的勇氣鼓舞更多猶太人效法,促成第二次的阿里亞;而這次慘痛的教訓,也為往後的阿里亞提供寶貴的課堂。


第二次的阿里亞:勞錫安主義者


第一批的開拓者以勇氣在巴勒斯坦內建立了新的猶太社區,鼓勵了另一種錫安主義者準備出發前往以色列之地。


自從馬克思提出其經濟與革命理念後,不少知識分子開始借助馬克思主義來探討猶太人的出路。Ber Borochov認為過去猶太人沒有土地買賣和租用的權利,無法從事耕作,只能經營商品買賣和輕工業(部分甚至變成「大耳窿」),所以生產力低,是社會裡非常可恨的類別,所以亦受到迫害。雖然很多猶太人選擇移民至美國,但是Borochov認為這不能解決問題 —— 巴勒斯坦是人煙稀少的土地,當然是猶太人的真正目的地!


(註:不少錫安主義者認為巴勒斯坦人煙稀少,但明顯這個想法毫無根據,事實上當年那裏不但住有沒有離開以色列的猶太人,還有阿拉伯人及身份與血緣十分「特殊」的巴勒斯坦人,至於他們有何「特殊」之處,往後篇章會提到。)


與政治錫安主義者不同的是,勞動錫安主義者初時沒有興趣建立專屬猶太人的國家。他們認為國家和政府只不過是貪腐的權力架構,將會隨著時間過去而消失;取以代之的是社會主義國度,人人平等,互相幫忙,不分敵我……


Pogroms是十九世紀末期一系列被懷疑有俄國官方(至少是地方政府)默許的地域性排猶運動,由俄國腹地到受俄國控制的東歐地區都有,其中波蘭尤為厲害。這些行為令大量東歐及俄國猶太人加入阿里亞運動。(網絡照片)

 


1902年至1914年,又一批歐洲猶太人陸續離鄉背井,展開第二次的阿里亞,其中包括信奉社會主義的猶太人,亦有一些沒有明確政治立場的世俗化猶太人,包括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後來成為以色列第一任總統)和俄國詩人Avraham Shlonsky。他們來到巴勒斯坦後,遇到了那些第一次阿里亞的猶太人。兩批猶太人在社區中咬緊牙關,忍受困境,默默工作。他們合作無間,糾正了不少問題,也實踐了社會主義的理想,如共享資源,過著刻苦而充實的生活。


(註:不過,最終以色列沒有走共產主義路線:不少錫安主義者為城市年輕人,習慣了城市生活,沒打算一生一世當無產階級。)


整體而言,這一次的阿里亞相當成功,吸引了第三次的阿里亞。他們合力改善社區的生活質素,無非是希望吸引更多猶太移民,源源不絕的定居在以色列之地。當然,這一次的阿里亞也不例外,很多猶太人還是忍受不了累人的工作,相爭坐船離開以色列之地。


敵視錫安主義的猶太居民


歐洲的猶太人之中,始終不乏虔誠的教徒,認為錫安主義者沒有等待彌賽亞回歸的耐性。他們認為政治錫安主義者自行立國,又不提出以妥拉(Torah,即摩西律法)來管治國家,是破壞上帝安排的行為。


同時,有一些猶太人世世代代定居在巴勒斯坦。這些「本地猶太人」沒有流亡至巴勒斯坦以外的地方,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應該留守在應許之地,誠心誠意遵從上帝的教條;到了迎接彌賽亞的來臨時,他們可以即時輔助彌賽亞立國——他們心目中的立國,只不過是重建聖殿,而非甚麼民主或社會主義國家。


所以,本地猶太人十分厭惡那些較為世俗化的錫安主義者,甚至批評他們是干擾彌賽亞回歸的惡魔;錫安主義者也覺得這些思想保守的本地猶太人不可思義,尤其當錫安主義者見到本地猶太人在哭牆下祈禱時,彷彿見到舊時代的活化石。


團結一致的猶太人?


錫安主義的興起,是促使猶太人立國的第一步。雖然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猶太人立國之夢依然遙遙無期,但是部分錫安主義者以行動為先,在巴勒斯坦內建立猶太社區,是將來以色列立國的重要基石。


猶太人之中並非人人都有同樣的理念:有人鼓吹立國,有人主張建立社會主義天堂,亦有人呼籲繼續等待彌賽亞回歸。因此,猶太人之間存有緊張的關係,偶爾也爆發衝突。不過,相對之下,猶太人更能明白,適當的時候總要埋下仇恨、製造敵人來令眾人團結一致,這就是帝國主義及阿拉伯民族……


小趣聞:



老一輩的高達迷大概會知道,高達中的自護公國,原英文譯名是Zion。劇作組原意是借用猶太復國主義,來形容原是爭取獨立自主,最後卻走歪路變成不斷發動戰爭的自護公國。不過90年代後期隨著高達進入北美及歐洲市場,為免開眾猶太社群,故最後改用德語在發音上類似的Z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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