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鄂圖曼帝國正式參戰，加入了德國與奧匈帝國為首的同盟國後，下令境內猶太人必須成為土耳其公民，否則可被驅逐出境。成為公民不單單需要交稅，也有機會被徵召入伍——在土耳其當兵與死刑沒有太大差別，尤其是屬於少數族裔的士兵待遇極差。不少定居於巴勒斯坦境內的猶太人不願意屈從，一批接一批的離開了。
大衛·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後來成為第一任以色列總統）認為堅守以色列之地是猶太人應有的義務，於是盡可能迎合鄂圖曼政府的要求。然而，1915年，他還是被驅逐出境。本-古里安向馬上找來他的一位阿拉伯朋友Yahya Effendi。本-古里安提起此事後，萬萬料不到他朋友如此回應：「作為朋友，我很抱歉，但作為阿拉伯人，我很高興。」這時，本-古里安明白，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關係已經難以修補，亦將會成為錫安主義的障礙。
也許不少猶太人會有這個疑問：錫安主義不同於一般的殖民主義，沒有派軍入侵或鎮壓，也沒有強佔土地或資源。為什麼阿拉伯人不歡迎我們？錫安主義明明是猶太人自強不息的象徵，為什麼會影響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關係呢？
這個議題當然離不開經濟和社會等因素——顯然，猶太人沒有清楚考慮他們大量湧入，為巴勒斯坦帶來甚麼的問題。換言之，他們沒有從阿拉伯人的角度思考這個問題。若要深入明白原因，要先約略知道巴勒斯坦的地理：
巴勒斯坦地理
位於地中海東邊的巴勒斯坦屬於近西亞一的帶範圍之內。以歐洲的角度看，這是近東（Near East），但一般大眾會把此範圍歸納於中東（the Middle East）。
由西至東看，巴勒斯坦可以劃分為三部分：接攘地中海的西邊是沿海土地，包括不少中世界十字軍時期的著名城市，如阿克里（Acre）、雅法（Jaffa）、阿什克隆（Ashkelon）等等。城市以外的周邊地區，多為農田和果園。
巴勒斯坦的中央是稱為中央山脈（the Central Hills）的高地，平均高度為610米。中央山脈包括南面的猶大山地（Judaean Mountains）、中間的撒馬利亞山（Samarian Hills）和北面的上加利利及下加利利（Upper Galilee and Lower Galilee）。
最東面是約旦裂谷（Jordan Rift Valley），是約旦河流向南流向死海所通過的地方。這一帶的地方以北部較為適合耕作。
巴勒斯坦內的肥沃土地集中於東面的沿海地區和西面的山谷地帶。這些地方有足夠的年均降雨量，亦有便於運輸的水路。在19世紀末期，巴勒斯坦的農民多種植小麥、大麥、玉米和特別著名的雅法橙，主要出口往需求大增的歐洲。
可見，在依賴農業的巴勒斯坦中，土地是極為珍貴的資源。對於錫安主義者而言，能否生存，取決於能否取得合適的土地。
阿拉伯人眼中的錫安主義
（1） 爭奪資源的侵略者
第一次阿里亞的猶太人多數來自歐洲城市，對務農沒有甚麼經驗，需要雇用阿拉伯人幫忙。不過，因為種種原因，例如收成不如理想，或是無法適應耕種的勞力需求，不少猶太人後來還是離開了。這一次的阿里亞對阿拉伯人表面上影響不大，但事實上，猶太人為了獲取耕地，非常注意土地的質素。
在法國銀行家埃德蒙·詹姆士·羅斯柴爾德（Edmond James de Rothschild）的資助下，他們買下大量肥沃土地，引致土地價格提高。雖然羅斯柴爾德後來放棄了這項投資計劃，1908年，猶太人創立了巴勒斯坦土地發展公司（Palestine Land Development Company），除了專門訓練猶太人耕作的知識和技能，也是為了籌款買地。一直至1913年，猶太人買下了超過1萬英畝的耕地，甚至準備再出資買更多！
土地買賣和轉讓，也引起不少爭議。鄂圖曼政府曾經下令禁止猶太人移民至巴勒斯坦，亦嚴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進行土地買賣。不過，鄂圖曼政府「山高皇帝遠」，根本沒法執行法令。巴勒斯坦內的阿拉伯權貴當然選擇「隻眼開、隻眼閉」，所以買賣過程一般十分順利，只是偶爾遇到阻力，例如猶太人嘗試買下太巴列（Tiberias）周邊的土地，花了3年時間才成功。
即使錢財可以「收買」權貴，阿拉伯農民也可以為土地買賣的阻力：佩塔提克瓦（Petah Tikva）一帶的阿拉伯農民因為欠債而債主沒收土地；猶太人買了這塊地後，不少阿拉伯農民不願意交出土地，堅持他們仍然擁有土地的管有權。
（2） 爭奪市場的競爭對手
部分錫安主義猶太人出身於歐洲，或多或少接觸過歐洲的科技發展，於是更有能力和財力引入新的耕作科技。其中猶太犁（Jewish plough）和機械化的打穀機等等，令猶太人耕作時的效率較為高，收成較為多，收益也比阿拉伯人高。
根據《巴勒斯坦》（一本鼓吹錫安主義的雜誌）中的一篇文章，作者說阿拉伯農民認為每英畝土地能夠生產350盒橙，已經是不錯的收成，而作者聲稱自己在1912年能夠生產638盒，次年的產量升至757盒。當然，我們難以知道作者有沒有虛報產量（因為錫安主義者想吸引更多猶太人移民至巴勒斯坦），但猶太人的生產能力超越本地阿拉伯人，是不爭的事實。
錫安主義者的殖民者身份
錫安主義猶太人為逃避歐洲的反猶太主義而來到巴勒斯坦/以色列之地，心態卻是以殖民者自居。他們認為自己來自文明的歐洲，有義務把「高級」、「先進」的現代文明引入「野蠻」、「落後」的中東地區。
事實上，猶太人生活於歐洲多年，沾染了歐洲的殖民主義思想也不太奇怪。當時的歐洲殖民主義者認為，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是最能夠引領人類發展民主自由和理性主義，與鼓吹暴力、極權主義和奴隸制度的伊斯蘭教有巨大差異。猶太教好歹是基督教的「祖先」，即使猶太人雖然受到歐洲人的無情壓迫，他們內心深處還是有殖民者的傲慢和優越感。
不過，所謂的「引入文明」，原來只是驅逐「低等」的本地人。其中一名錫安主義者認為：「假若我們容許骯髒、迷信、無知的阿拉伯農民住在猶太開拓者附近，本來就微小的成功機會將會消失，因為我們沒法令阿拉伯人進步，也沒辦法使他們尊重私有財產。」其他錫安主義者對阿拉伯人的評價也十分接近，不外乎是「愚昧」和「無知」。因此，我們不難發現，錫安主義者來到巴勒斯坦後，有一種高高在上的感覺。
（註：1907至09年，本-古里安為了尋找工作，四處遊走。起初，他來到猶地亞（Judea）的猶太人社區，卻沒有工作機會。這裡的猶太人專門雇用阿拉伯人做粗活，主要是因為價值極而務農經驗又比猶太人更豐富。同時，有的猶太人認為他們不應該做這種卑微的工作 – 這似乎表示，在某些猶太人眼中，種族也有高低貴賤之分。）
猶太與阿拉伯社區的衝突
第一次阿里亞令雙方關係緊張，但因為猶太人非常依賴阿拉伯人的幫助，所以兩個社群大致上能夠和平共存。不幸地，衝突還是難以避免：例如1886年，阿拉伯人襲擊猶太人社區，導致一位猶太婦女死亡。
到了第二次阿里亞，新一批的錫安主義者懷有更強烈的理性主義，執著於建立專屬猶太人的社區（包括本-古里安），甚至排斥阿拉伯人。隨著猶太人的人口大幅增加，資源爭奪和市場競爭變得愈來愈激烈，仇恨也更易爆發出來。1908年，雅法內的猶太人慶祝普珥節時，雙方爆發衝突，造成1名阿拉伯人死亡，13名猶太人受傷。1909年逾越節時，Ilaniya（又稱Sejera）也爆發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的衝突。
逐漸加深的仇恨
大量猶太人湧入巴勒斯坦後，引起資源爭奪和市場競爭，再加上他們以殖民者身份自居，令阿拉伯人相當不滿。值得留意的是，現階段的猶太人沒有強行施加法律於阿拉伯人，亦沒有軍隊或武裝部隊我支援，所以對阿拉伯人而言，錫安主義者只是令人討厭移民，不算是真正的殖民者，也不是現代版的十字軍。
不過， 一些泛阿拉伯民族主義者比較有遠見，十分擔心猶太人會「征服」巴勒斯坦，妨礙阿拉伯人統一。其中一人認為：「巴勒斯坦連接阿拉伯半島及埃及和非洲。如果猶太人征服了巴勒斯坦，他們會阻止阿拉伯國連接為一體；的確，這會令阿拉伯人分裂為兩個互不相干的部分。這會削弱阿拉伯民族的團結和阿拉伯國家的統一。」
事實上，阿拉伯人對猶太人的看法也不是完全負面。當法國猶太裔軍官阿弗列·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的冤案傳到中東後，阿拉伯人普遍同情猶太人，因為此案暴露了歐洲人引以為榮的「文明」和「理性」，原來只是脆弱的面具。猶太人與阿拉伯人一樣，都是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受害者。
1914年，歐洲戰雲密佈。文明和理性，再也蓋不住人類那瘋狂與殘暴的本質。猶太人和阿拉伯人更沒想到，一戰過後，真正的殖民主義將會降臨於巴勒斯坦，這片土地的爭議將變得更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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