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結束之後，海峽兩岸媒體，紛紛關注台灣籍的中共黨員。特別是十九大代表盧麗安的事例，引出了島內擔憂，「投共」已成了台灣精英的潮流？中國的改革開放實行了四十年，中共黨組織問題，也變得更趨複雜。如果說，盧麗安引出了人們關心境外人士「投共」的問題，那麼，從另外一個方向看，境內黨員出境，前往外部發展，又該是什麼樣的景況呢？
其實，同樣在十九大之後，另外一個人物的事例，已經引發了世界性的關注。這個人就是大連理工大學教師牟興森。2017年11月底，作為理工科名校的大連理工大學，在其官方網站上刊登出了一篇文章。該文說，10月份，受學校公派出國訪問的牟興森，在抵達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後，他說：「剛好趕上十九大結束，我們想了解國內形勢。《黨章》規定，三名黨員在一起就可以成立支部，我們就決定成立這樣一個機構。」
美國黨支部曝光後自行解散
這個由牟興森擔任書記的黨支部，最後由六名中共黨員和一名預備黨員組成。該黨支部也受到了牟興森所屬大連理工大學能源與動力學院黨委的「關心與指導」。這篇文章還說，「黨支部的成立使留學海外的黨員找到了組織歸屬，能夠使他們相互監督並敦促堅定共產主義信仰……共同抵禦國外各種負面思想的侵蝕。」這篇文章，無意間被美國媒體發現。一時全世界都開始關心中共的海外黨支部問題。這個黨支部，在被曝光之後，11月底便無疾而終，宣佈解散。
牟興森所領導的黨支部之所以解散，是因為美國有《外國代理人登記法》，該法律從1938年便開始實施，要求「任何受外國政府或政府控制，或接受其指示的個人和組織必須在美國司法部註冊，披露其所代理的外國主體，並定期公佈他們的活動及支持這些活動的收支」。牟興森的作為無疑觸碰到了美國政治中一個敏感的神經。
其實，在已經有大量黨員前往海外的情況之下，類似牟興森黨支部這類例子，早已層出不窮。2013年，中國軍方報紙《解放軍報》在一篇由記者王握文和特約通訊員馬金銘所作的報導中說：「在留學人員較為集中的國家或城市設立了八個海外黨支部。出國留學黨員按照就近原則編入其中一個支部、小組，參加組織生活，學成回國時由海外黨支部對其思想、學習和工作情況作出書面鑒定，向學校政治部報告。」這篇題為《國防科技大：留學人員設立海外黨支部》的報導還說：「國防科技大學政委王建偉通過視頻連線，與遠在歐洲的廖毅等三名出國留學人員進行交流，了解海外黨支部開展主題教育情況，勉勵他們牢記『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強軍目標，為實現中國夢、強軍夢貢獻力量。」
按照中國共產黨黨章規定，「每個黨員，不論職務高低，都必須編入黨的一個支部、小組或其他特定組織，參加黨的組織生活，接受黨內外群眾的監督」，所以任何一個有堅定信仰的黨員，都會面臨牟興森的問題，在海外如何參加黨的組織生活？這種內在的衝動，同時又會受到外在的限制，那就是一旦離開中國大陸，各地會有不同的法律法規用於規管政黨活動。中共黨員的組織活動，顯然也會被視為政黨活動，那就需接受當地法律規管。這對於中共黨組織來說，顯然會帶出新的麻煩。所以，中共的黨組織在境外的發展，成了一個「剪不斷，理還亂」的難題。
黨員境外長期定居即停黨籍
實際操作中，按照中組部的規定，中共目前是回避和消極應對這一問題的。根據中共中央機關媒體人民網的總結，「出國或去港澳台長期定居的黨員，出境以後即停止黨籍，其組織關係和檔案材料轉到縣或相當於縣一級的黨委組織部門，以保存備查。」而這些黨員一旦回國定居，已停止的黨籍可以再度恢復。這裏的境外包括了港澳台地區。
2008年10月6日，時任香港立法會主席的曾鈺成，受到了民主派議員「長毛」梁國雄的質問，問他是不是中共黨員，曾鈺成一直拒絕正面回答。這成了人們討論中共黨組織在香港地位的一個經典畫面。已於1997年回歸中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與中國大陸不同的社會制度，也實行不同的法律制度。在香港，政黨作為一種社團組織，也要受相關法律規管。而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並非社團組織，也不受社團相關法律規管。又如何能受香港的地方性法律規管呢？所以，同樣，中共黨組織回避了在香港的發展問題，在香港社會並沒有公開運作。一向被外界懷疑是中共黨員的曾鈺成，面對質問時「王顧左右而言他」。
早些年，擔任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委員會書記的許家屯，在其回憶錄中曾說過，港英時代，香港的中共黨員，都回大陸參加黨組織的活動。現在，據一位內部人士向《超訊》透露，港澳工委已經解散，有另外的部門負責管理港澳地區的中共黨員問題。在中共已經逐漸全面掌握香港權力的情況之下，他們是否還是回廣東地區參加黨組織活動已經不重要，但是，他們還是沒有公開他們在香港的活動。這又面臨著一個新的問題。
正如台灣有「投共潮」，香港同樣也有人希望能加入中國共產黨。而且，與兩岸還未曾結束敵對狀態不同，香港現在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香港的土地上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沒有政治風險。但是，有些擬「投共」的人，因為中共不公開活動，還是找不到「投奔」之門。一位香港年輕人對《超訊》記者說，幾年前他曾參加一個訪問團到廣西，然後找到一個當地某部門的黨委書記，表示他想在那裏加入中國共產黨。那位書記愕然，表示無能為力。這位朋友到現在也沒找到入黨門路。
總之，新形勢之下，國家發生了巨大變化，這些變化挑戰著政府，令其作出相應的改革與適應。作為中國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同樣也要面對這些變化。僅從外部關係來說，就要面對外部「投共」與內部「離境」的問題。如何應對，是不小的難題。
原文刊於《超訊》，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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