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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評】陳景祥:青年「問題」

「青年」之所以成為「問題」,皆因社會有病。青年人不是一個利益團體,也不是功能組別;他們是人生中的一個階段,年少氣盛、追求理想,且勇於行動。正因為他們沒有利益的包袱,所以青年運動通常都以追求公平、正義等理想為目標,是「務虛」的。其他年齡層的群眾,也許未必完全同意他們的訴求,然而都會肯定他們的勇氣和承擔。揭開近代中國社會改革重要一頁的五四運動,就是一場青年運動,以學生為骨幹,時為1919年(明年剛好100年)。一大批中共元老就是五四運動的積極參與者。


香港近年幾場大型社運,都以青年人為主力,2012年反國教更由中學生帶頭,其後的雨傘運動(2014年9月)也是由多個青年組織牽頭。國教一役,源於中學推行國民教育,中學生是首當其衝受影響的一批,他們群起抗爭可以理解;但到了後來的抗爭行動,已轉移到爭取普選、擴大民主化,更蔓延衍生出「港獨」、「自決」、「抗中」等政治綱領,超出了「爭取切身利益」的範疇,令一場學生運動演變成政治運動。


如雨後春筍般冒起的青年組織,有主張「獨立」,也有主張「自決」,由街頭抗爭走向參加選舉,試圖顛覆傳統的建制秩序。香港的政治評論習慣以「泛民」和「建制」作區分,但其實加入議會、走「議會鬥爭」路線,也算是建制派的一分子,因為議會就是建制一部分。如果不認同或否認建制的合法地位,理論上是不會——也不應——加入的。對特區政府來說,議會作為建制的重要機構,其成員的政治主張到底會否有底線?如果有,底線是什麼?


DQ標準何在 應講清楚


從2016年開始,接連有持激進主張的青年人被指提名資格無效,被禁止參加選舉。被禁的理由,從「不擁護《基本法》」,到所屬團體主張「港獨」、「自決」都有。最新個案是,香港眾志的周庭被選舉主任指「因其政治聯繫」而決定她的提名無效。


按政府高層的口徑,選舉主任是依法作決定,不是以政治聯繫去決定參選人的資格。這些說法難以入信。從北京警告要防止「港獨勢力」抬頭開始,中央要落實「全面管治權」的重要一招,就是肅清「港獨勢力」的影響,並從各方面堵截他們進入建制,DQ(取消資格)參選人就是其中一環。選舉和被選權是重要的公民權利,不能隨便取消。「依法」作出決定,到底所依的是什麼法、標準何在,都應該講得清清楚楚。這是「重大政治問題」,絕不應該由選舉主任(理應只是依行政程序決定候選人資格)拍板。


由於「防獨」成為了北京的首要關注,可以預見日後的各級議會選舉,都會陸續有參選人被DQ。選舉主任成為表面上應該是中立,但其實是承擔着重要政治任務的把關人。這種畸形現象,混淆了公務員的行政職責和加諸他們身上的政治任務,有違當年問責制把政治問責(主要官員)和政治中立(公務員)分開的原意。政府應該早為之計,不能對這個問題置之不理、視而不見。


香港在不同世代都出現過以青年人為主體的社運。然而隨着時間推移,年輕人多會從憤世嫉俗成長為世故圓融,在事業、家庭或其他興趣上找到出路和歸宿,部分更會加入成為建制一分子,從抗爭者搖身一變而成制度的捍衛者。我們現在看見不少在政府或政黨中「上了年紀」的當權派,部分都曾經走上街頭,或是在制度中被視為異見人士,但最後都成為建制的支持者。很明顯,如果現行體制無法成功吸納當下抗爭的年輕人,他們將會聚合成為建制的破壞者,動搖社會的和諧穩定。


把激進的年輕人排拒在體制之外容易;把他們「拉進來」成為體制的支持者反而更困難。


現在由選舉主任出手DQ參選者,即使遇上司法覆核「翻案」,相信最終也難逃中央「加持、認可背書」的一關。換句話說,DQ政治上「不及格」的人選背後有強大的政治支持,要激進的年輕人「出局」可說是毫無阻力!


從多個民調的實證顯示,獨派和自決派傾向在青年人當中頗為普遍,他們未必在政治上認同「獨立」或「自決」,但更廣義的香港人身分認同,往往成為年輕一代價值觀的最大公約數。具體而言,「香港人」身分代表的是先進、自由、文明。打壓一批年輕的政治活躍分子,就形同打壓香港的價值觀,或是大陸硬要香港人承認「香港不如大陸」。這種牴觸情緒,隨着愈來愈多的DQ個案,將會發展成為更大的反建制、反政府、反內地的力量,令年輕一代更加離心。


從客觀效果衡量,香港的青年政策是失敗的。過去的傳統做法,是希望藉中港交流增加了解,以拉近兩地的距離。事實證明,光靠交流或許可增進認知,然而「認知」卻無法昇華為「認同」。從2003年開始內地推出自由行,為香港振興經濟,「內地救港」的說法即開始蔓延。自由行雖為本地消費打下強心針,然而其帶來的社會問題也不少,更嚴重的是突顯了兩地融合中的各種習慣、行為以至價值觀的差異。這些深層次矛盾的暴露,加深了不少港人對保持「優越身分」的焦慮,針對內地的行動也隨之陸續發生(可參考尹寶珊、鄭宏泰〈身分認同:對中國的「重新想像」〉,2016年)。


歸根到柢是港人身分認同問題


在以維護本土權益為號召的行動中,年輕人成為主力,因為在中港融合的過程中,他們最容易被邊緣化。房屋、讀書、就業、參與公職以至參與選舉,他們認為遇到的其中一大「阻力」是來自內地,由此而加深了年輕一代的離心傾向。


為了政治正確,政府高官和建制頭面人物鮮有敢於站起來為香港說話、捍衛香港利益,太多的言不由衷,令獨派和自決派變成「守護香港」的代表者,更為他們增添了政治本錢。要「解決」青年問題,歸根到柢,其實是要解決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問題。


原刊於《明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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