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歐自十字軍東征後，對伊斯蘭教與猶太教的看法同樣異常扭曲（例如視穆斯林和猶太人為惡魔）。雖然後來踏進啟蒙時代，但是歐洲人的理性思維依然敵不過盲目的恐懼。文明的歐洲人除了在部分殖民地剝削本地人之外，國內也不時爆發反猶太的暴力行為。
中世紀時，四散流亡的猶太人多半住在伊斯蘭世界，因為相對而言安全得多了。他們在伊斯蘭世界的身份雖然是二等公民，但是至少沒有長期的宗教迫害，也可以享有從事各行業的自由。不過，隨著歐洲的科學、科技、經濟、政治和文化急速發展，不少猶太人決定移居到歐洲，展開新生活。
猶太人普遍相信，歐洲文明將會不斷進步，反猶太的暴力行為將會隨之消失，所以融入歐洲社區似乎是最好的選擇。不過，到了1880年，東歐（俄羅斯）和西歐（法國）先後爆發反猶太主義，令部分猶太人反思：歐洲到底文明嗎？他們留在這裡安全嗎？
政治錫安主義者
猶太人復國的念頭某程度上也是近代歐洲民族主義的產物：18至19世紀是民族主義的年代，猶太人生活在法國大革命（1789年）與拿破崙戰爭（1803至15年）、大波蘭起義（1846年）、意大利統一（1859至61年）、德國統一（1866至71年）等的時代，當然也接觸到民族主義的思潮。
部分猶太人認為，他們之所以受迫害，是因為他們沒有國家，沒有可以保護猶太人的政府機關；只有透過建立專屬猶太人的國家，他們才能夠活得有尊嚴。
曾經主張融入歐洲社區的俄國猶太人萊昂·平斯克（Leon Pinsker）目賭1880年東歐的大規模反猶太活動後，寫了小書《自動解放》（Auto——emancipation），指出猶太人在歐洲社區內，根本不屬於任何群體，所以永遠只會招來敵意。這書引起年輕一輩猶太人的共鳴，促使想法相近的猶太人，組成錫安熱愛者（Hovevei Zion，又稱Lovers of Zion）。
錫安山是耶路撒冷附近的山丘，後來泛指耶路撒冷或以色列之地（Eretz Yisrael，即是古代以色列王國的領土），所以某程度上與古代以色列民族口中的應許之地，有一定的關連。
這些錫安主義者接受了西歐的教育，思想比較世俗化，因此特別反對兩種人生態度：
- 有的較為保守的猶太人認為他們應該耐心等待彌賽亞的來臨；
- 有的則認為猶太人應該繼續努力融入歐洲社區。
錫安主義者認為第一種猶太人過於消極，甚至迷信/守舊；第二種猶太人則過於天真，將來只會承受更多迫害。
至於立國地點，錫安主義者初時並沒一致的定案，但是不少錫安熱愛者裡的成員認為尋根是理所當然的選擇。創立者平斯克對自身宗教不抱興趣，但是最後也同意這個選項。
同時間，維也納猶太人作家西奧多·赫茨爾（Theodor Herzl）也積極推動錫安主義。他曾經也提倡猶太人融入歐洲社會。1894年，法國猶太裔軍官阿弗列·德雷福斯（Dreyfus）被指控叛國，審訊期間赫茨爾聽到群眾大喊：「猶太人去死吧！」，立馬改變了想法。此後，赫茨爾認為猶太人必須立國，並將歐洲的文明引入落後的非洲或中東地區（視乎猶太人的立國地點在哪裡）。
與平斯克一樣， 赫茨爾不是狂熱宗教人士。赫茨爾於1897年召開第一次錫安主義議會（Zionist Congress），拉攏西歐和東歐各地的錫安主義者，組織世界錫安組織（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旨在確立猶太人復國的地點和安排。同時間，他四處奔走，尋求各國領導的支持。1898年，他接受英國提出的議案：在烏干達立國。 1903年，赫茨爾興高采烈的召開了第六次錫安主義議會，宣佈喜訊。然而，幾近所有錫安主義者拒絕接受這個建議——他們堅持立國地點一定要在以色列之地。
儘管政治錫安主義者不算得上是虔誠的猶太教徒，甚至輕視狂熱的宗教人士，他們不少成員似乎仍然擺脫不了宗教的影響。不少東歐的錫安主義者，對以色列之地仍然抱有強烈的執著。赫茨爾召開第一次錫安主義議會時，亦有不少錫安主義者深深受到感動，雙眼充滿淚水，甚至認為赫茨爾就是彌賽亞。
第一次阿里亞：錫安主義開拓者
當這些錫安主義學者和知識分子還在爭論如何建國時，有一批猶太人已經收拾行裝，自1882年起陸續出發至巴勒斯坦。歷史學家估計這一次的阿里亞有約3萬人，但最後有一半或以上挨不過艱辛的生活環境而放棄。
阿里亞（Aliyah）解作「上升」，意思相當於「回鄉」，因為猶太人認為回鄉令他們的身份由「難民」上升至「居民」，是重獲新生的過程。
這些猶太人主要來自東歐，相對比較貧窮，也習慣了城市生活，對於開拓所需要的勞力工作沒有甚麼認識，所以反過來需要阿拉伯人的幫忙。不過，即使如此，他們的收成不算理想，有人挨不住要離開以色列之地。辛苦建立的定居點，面臨解散的危機。
這時，法國銀行家埃德蒙·詹姆士·羅斯柴爾德（Edmond James de Rothschild） 購買土地，捐助大筆金錢投資以色列之地的農業發展，但他堅持猶太人需要參照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農業模式，只種植葡萄之類的經濟農作物。不過，猶太人不甘心淪為受僱勞工，收成也大受價格起伏不定的影響，結果還是不甚樂觀。羅斯柴爾德本人也不滿意投資沒有結果，放棄了整個計劃。
第一次阿里亞中的猶太人務農的經歷尚淺，難免遭受挫折。部分猶太人更需要與阿拉伯人共同合作，才可以在陌生的環境生存下去。然而，最重要的是他們的勇氣鼓舞更多猶太人效法，促成第二次的阿里亞；而這次慘痛的教訓，也為往後的阿里亞提供寶貴的課堂。
第二次的阿里亞：勞工錫安主義者
第一批的開拓者以勇氣在巴勒斯坦內建立了新的猶太社區，鼓勵了另一種錫安主義者準備出發前往以色列之地。
自從馬克思提出其經濟與革命理念後，不少知識分子開始借助馬克思主義來探討猶太人的出路。Ber Borochov認為過去猶太人沒有土地買賣和租用的權利，無法從事耕作，只能經營商品買賣和輕工業（部分甚至變成「大耳窿」），所以生產力低，是社會裡非常可恨的類別，所以亦受到迫害。雖然很多猶太人選擇移民至美國，但是Borochov認為這不能解決問題 —— 巴勒斯坦是人煙稀少的土地，當然是猶太人的真正目的地！
（註：不少錫安主義者認為巴勒斯坦人煙稀少，但明顯這個想法毫無根據，事實上當年那裏不但住有沒有離開以色列的猶太人，還有阿拉伯人及身份與血緣十分「特殊」的巴勒斯坦人，至於他們有何「特殊」之處，往後篇章會提到。）
與政治錫安主義者不同的是，勞動錫安主義者初時沒有興趣建立專屬猶太人的國家。他們認為國家和政府只不過是貪腐的權力架構，將會隨著時間過去而消失；取以代之的是社會主義國度，人人平等，互相幫忙，不分敵我……
1902年至1914年，又一批歐洲猶太人陸續離鄉背井，展開第二次的阿里亞，其中包括信奉社會主義的猶太人，亦有一些沒有明確政治立場的世俗化猶太人，包括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後來成為以色列第一任總統）和俄國詩人Avraham Shlonsky。他們來到巴勒斯坦後，遇到了那些第一次阿里亞的猶太人。兩批猶太人在社區中咬緊牙關，忍受困境，默默工作。他們合作無間，糾正了不少問題，也實踐了社會主義的理想，如共享資源，過著刻苦而充實的生活。
（註：不過，最終以色列沒有走共產主義路線：不少錫安主義者為城市年輕人，習慣了城市生活，沒打算一生一世當無產階級。）
整體而言，這一次的阿里亞相當成功，吸引了第三次的阿里亞。他們合力改善社區的生活質素，無非是希望吸引更多猶太移民，源源不絕的定居在以色列之地。當然，這一次的阿里亞也不例外，很多猶太人還是忍受不了累人的工作，相爭坐船離開以色列之地。
敵視錫安主義的猶太居民
歐洲的猶太人之中，始終不乏虔誠的教徒，認為錫安主義者沒有等待彌賽亞回歸的耐性。他們認為政治錫安主義者自行立國，又不提出以妥拉（Torah，即摩西律法）來管治國家，是破壞上帝安排的行為。
同時，有一些猶太人世世代代定居在巴勒斯坦。這些「本地猶太人」沒有流亡至巴勒斯坦以外的地方，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應該留守在應許之地，誠心誠意遵從上帝的教條；到了迎接彌賽亞的來臨時，他們可以即時輔助彌賽亞立國——他們心目中的立國，只不過是重建聖殿，而非甚麼民主或社會主義國家。
所以，本地猶太人十分厭惡那些較為世俗化的錫安主義者，甚至批評他們是干擾彌賽亞回歸的惡魔；錫安主義者也覺得這些思想保守的本地猶太人不可思義，尤其當錫安主義者見到本地猶太人在哭牆下祈禱時，彷彿見到舊時代的活化石。
團結一致的猶太人？
錫安主義的興起，是促使猶太人立國的第一步。雖然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猶太人立國之夢依然遙遙無期，但是部分錫安主義者以行動為先，在巴勒斯坦內建立猶太社區，是將來以色列立國的重要基石。
猶太人之中並非人人都有同樣的理念：有人鼓吹立國，有人主張建立社會主義天堂，亦有人呼籲繼續等待彌賽亞回歸。因此，猶太人之間存有緊張的關係，偶爾也爆發衝突。不過，相對之下，猶太人更能明白，適當的時候總要埋下仇恨、製造敵人來令眾人團結一致，這就是帝國主義及阿拉伯民族……
小趣聞：
老一輩的高達迷大概會知道，高達中的自護公國，原英文譯名是Zion。劇作組原意是借用猶太復國主義，來形容原是爭取獨立自主，最後卻走歪路變成不斷發動戰爭的自護公國。不過90年代後期隨著高達進入北美及歐洲市場，為免開眾猶太社群，故最後改用德語在發音上類似的Z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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