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圖曼帝國始於1284年，奧斯曼一世(Osman I)掌權，成為土耳其人的首領。1300年，鄂圖曼帝國征服中東大部分地區，然後再逐漸擴展至北非及南歐。1453年，鄂圖曼帝國攻入君士坦丁堡，歐洲大為震驚，但(對西歐而言)幸好鄂圖曼帝國未能於1683年攻克維也納，此後沒有再朝西歐進軍。
1516-17年，鄂圖曼大軍在三場戰役中擊敗馬木留克王朝(Mamluk Sultanate)，佔領了敘利亞、巴勒斯坦、約旦、黎巴嫩以及埃及。當阿拉佰半島也選擇投降時，一度是穆罕默德的戰士的阿拉伯人，一一臣服於鄂圖曼土耳其人。
鄂圖曼帝國的制度
鄂圖曼帝國集中鞏固權力，設都拜占庭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但改名為伊斯坦堡；以伊斯蘭教(遜尼派)為國教；蘇丹(Sultan) 則為最高領導人，擁有絕對的軍權，並以下列四點作為治國方針：(1) 擴展；(2) 傳教(伊斯蘭教)；(3) 繁榮；(4) 穩定。
所有帝國內的居民不論什麼宗教、種族、工種或財力，都要尊敬及忠於蘇丹，亦需要交稅換取軍事保護。
鄂圖曼帝國以米利特(millet)來劃分社會。米利特是行政單位，以宗教為基礎，有自己的內部法律和(名義上)行政權力。每一個米利特都有某程度上的自治權，但最高權力仍然在蘇丹手上 – 必要時，蘇丹的決定可凌駕一切。
在鄂圖曼帝國統治之下，巴勒斯坦極大多數的時間都是大馬士革的行政範圍以內，直至1888年，巴勒斯坦分為薩盧斯(Nabulus)及阿克里(Acre)兩區，分別隸屬貝魯特(Beirut)省及耶路撒冷自治區。
鄂圖曼帝國的衰落
自18世紀，鄂圖曼帝國的管治逐漸失效，科技和學術發展亦比不上歐洲，國力自然開始走下坡。到了19世紀，希臘和埃及爆發獨立戰爭，進一步削弱鄂圖曼帝國的國力和威望。西歐列強亦看準時機，開設貿易港口和展開傳教活動 – 自耶路撒冷王國滅亡後，阿拉伯人與歐洲人再次互相接觸。
對一度稱霸中東和北非的阿拉伯人而言，臣服於鄂圖曼帝國下，當然很不光彩，但至少土耳其人好歹也是穆斯林；民族的身份認同雖然受到衝擊，但始終不算得上是屈辱。不過，到了18世紀，歐洲人在巴勒斯坦打開港口，令阿拉伯人再一次接觸西歐文明。這一次，歐洲人不再是派出狂熱教徒組成的十字軍，而是船堅炮利的先進軍隊，以及老奸巨猾的商人。
(1) 戰爭
1798年，拿破崙入侵埃及，希望能夠借助東征攻入印度，仿效甚至超越亞歷山大大帝。阿拉伯人不滿外族入侵，舉兵反擊，但武力顯然全輸法軍。除此以外，鄂圖曼帝國也明顯無力抵擋，需要借助英國海軍的幫助才能戰勝拿破崙。此次戰事中，土耳其軍隊的軟弱，暴露在阿拉伯人眼前，自然令阿拉伯人懷疑，到底鄂圖曼帝國還能保護他們嗎？不過，吃敗仗對18至19世紀的鄂圖曼帝國而言，並非新鮮事。更重要的是，拿破崙入侵令阿拉伯人首次有機會接觸印刷術以及西方思想，如自由主義及民族主義。
1805年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參與開羅起義，成為埃及新任總督。學者普遍相信就阿里是受到西方影響，才會積極推動埃及的現代化和工業化，從而為現代埃及建立發展基礎。不過，對於阿拉伯人而言，阿里的影響亦有負面的一面：他為了擴張勢力，不斷與鄰近的省份開戰，攻撃阿拉伯半島、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等地。數十年來，阿里為了填充軍力，下令大規模徵兵，最終在1834年引發巴勒斯坦農民起義，涉及各地村民、貝都因(Bedouin)部落，以及耶路撒冷、薩盧斯、希伯崙和采法特的顯赫家族 – 有學者認為，這次起義中，阿拉伯人不分派系和地位，團結一致，是巴勒斯坦民族主義的誕生點。
自1840年起，鄂圖曼帝國為了擊倒阿里，派軍進駐敘利亞及巴勒斯坦等地，積極培植當地酋長的勢力。鄂圖曼中央政府容許這些酋長建立武裝部隊，代表鄂圖曼帝國維持地區安全。雖然中央政府以稅務減免或豁免來鼓勵他們效忠帝國，但是阿拉伯人的地位和軍力有所增強，某程度上是反而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影響力。雖然鄂圖曼政府恐嚇阿拉伯人不要造反，但是阿拉伯的地方勢力實質上不是完全受控。
(2) 經濟
西方帶來的除了戰爭和軍備之外，還有商機，以及隨之而起的問題。歐洲的貿易港口使阿拉伯農民發現，鄂圖曼帝國以外，也有龐大的市場。為了配合世界市場的需求，有的農民放棄以往一直種植的農作物，改為種植棉花，但最後因為敵不過後來冒起的競爭對手(如美國南方)，令不少阿拉伯農民破產。
法國和埃及合作建造的蘇伊士運河建成後，英國知道埃及飽受經濟問題困擾，遂於1875年買入44%的股份(法國則仍然持有更大比數的股份)，也反映歐洲在這場世界貿易遊戲中佔盡優勢。阿拉伯人看在眼中，自然也覺得受到玩弄，很不公平。
(3) 安全
經歷多次戰爭和內亂後，鄂圖曼帝國的軍力大幅減弱，巴勒斯坦內的貝都因遊牧民族便有機會四出搶劫，令農民、商隊和朝聖團感到十分困擾。鄂圖曼帝國無能力保護子民的安全，助長地方勢力崛起。阿拉伯半島、埃及、巴勒斯坦和敘利亞這些地方的地方勢力，當然是以阿拉伯權貴為主。雖然鄂圖曼政府一度派軍進駐，但是維護治安的職責最終落在地方勢力的身上。
阿拉伯的文藝復興
19世紀至20世紀初期，不少阿拉伯人接觸西方文明後，深刻體會到阿拉伯民族不能再單單依靠鄂圖曼帝國的指引和保護。他們提出當時伊斯蘭世界中罕見和新穎的思想，促成了阿拉伯民族主義的興起。
埃及作家達哈達威(Rifa al-Tahtawi)是親法份子，非常崇尚法國的衛生、工業和學術發展。他認為阿拉伯人應該透過現代科學和政治教育，培育新一代的知識分子，改變和建設社會。
阿富汗尼(Jamal al-Din al-Afghani)也為伊斯蘭世界帶來政治思想：仿效西方的世俗化政治。他明白伊斯蘭世界難以短時間內轉型，但指出如果穆斯林抗拒學習西方，伊斯蘭世界祗會落後更多。
穆罕默德·阿布都(Mohammad Abduh)是阿富汗尼的徙弟，曾經在英屬埃及為克羅默伯爵埃弗林·巴林(Evelyn Baring, 1st Lord Cromer)工作，深信阿拉伯人需要在沒有宗教背景的學校上課。不過，阿布都本人始終是虔誠教徒，認為阿拉伯人臣服於土耳其人後，社會慢慢腐化，所以阿拉伯人作為真正理解穆罕默德教義的穆斯林，一定要奪回伊斯蘭世界的領導權。
拉希德·里達(Rashid Rida)是敘利亞記者，亦是阿布都的徒弟。雖然他認為復興伊斯蘭教是最為緊急的救國方針，但是他也認為阿拉伯人當時的處境出於阿拉伯人接受了鄂圖曼帝國的領導。所以，他認為阿拉伯人可以與土耳其人合作，但是阿拉伯人在適當時候也有義務造反。
最後， 無可否認的是，部分歐洲的傳教士在知識傳播方面也有其貢獻。他們以阿拉伯文翻譯教科書，原本是為了指導阿拉伯基督徒，但穆斯林也有機會接觸這些書籍，令阿拉伯人有更大機會接受西式教育。
阿拉伯民族主義抬頭
阿拉伯的文藝復興主張透過變革來改善伊斯蘭世界的科技和學術發展，同時也提高了阿拉伯人的民族意識。雖然有些學者提倡建立泛伊斯蘭國家，但是他們仍然相信阿拉伯人才是真正理解穆罕默德教義的民族，所以無意間在阿拉伯民眾之中培育了反對土耳其民族的思潮。
不過，阿拉伯民眾之中，當然有相當數目的保守穆斯林反對學習西方。正因如此，過於急促的改變或會帶來派系衝突，甚至更嚴重的情況下引致社會動盪(提到政教分離，即使是歐洲也要等到16世紀才開始慢慢形成這個趨勢)。
1908年，一群突厥青年團(Young Turks)的成員發起政變，成功改變鄂圖曼帝國的體制，建立新政權。部分阿拉伯人受到啟發，創立了阿拉伯青年團(al-Fatat)。1913年，阿拉伯青年團的成員於巴黎召開第一次會議，對巴勒斯坦和敘利亞地區的阿拉伯人有特別強烈的影響，其中包括對抗西方殖民主義的侵略 。 來自歐洲的猶太人，自然成為阿拉伯人眼中的敵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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