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鄂圖曼帝國正式參戰,加入了德國與奧匈帝國為首的同盟國後,下令境內猶太人必須成為土耳其公民,否則可被驅逐出境。成為公民不單單需要交稅,也有機會被徵召入伍——在土耳其當兵與死刑沒有太大差別,尤其是屬於少數族裔的士兵待遇極差。不少定居於巴勒斯坦境內的猶太人不願意屈從,一批接一批的離開了。
大衛·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後來成為第一任以色列總統)認為堅守以色列之地是猶太人應有的義務,於是盡可能迎合鄂圖曼政府的要求。然而,1915年,他還是被驅逐出境。本-古里安向馬上找來他的一位阿拉伯朋友Yahya Effendi。本-古里安提起此事後,萬萬料不到他朋友如此回應:「作為朋友,我很抱歉,但作為阿拉伯人,我很高興。」這時,本-古里安明白,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關係已經難以修補,亦將會成為錫安主義的障礙。
也許不少猶太人會有這個疑問:錫安主義不同於一般的殖民主義,沒有派軍入侵或鎮壓,也沒有強佔土地或資源。為什麼阿拉伯人不歡迎我們?錫安主義明明是猶太人自強不息的象徵,為什麼會影響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關係呢?
這個議題當然離不開經濟和社會等因素——顯然,猶太人沒有清楚考慮他們大量湧入,為巴勒斯坦帶來甚麼的問題。換言之,他們沒有從阿拉伯人的角度思考這個問題。若要深入明白原因,要先約略知道巴勒斯坦的地理:
巴勒斯坦地理
位於地中海東邊的巴勒斯坦屬於近西亞一的帶範圍之內。以歐洲的角度看,這是近東(Near East),但一般大眾會把此範圍歸納於中東(the Middle East)。
由西至東看,巴勒斯坦可以劃分為三部分:接攘地中海的西邊是沿海土地,包括不少中世界十字軍時期的著名城市,如阿克里(Acre)、雅法(Jaffa)、阿什克隆(Ashkelon)等等。城市以外的周邊地區,多為農田和果園。
巴勒斯坦的中央是稱為中央山脈(the Central Hills)的高地,平均高度為610米。中央山脈包括南面的猶大山地(Judaean Mountains)、中間的撒馬利亞山(Samarian Hills)和北面的上加利利及下加利利(Upper Galilee and Lower Galilee)。
最東面是約旦裂谷(Jordan Rift Valley),是約旦河流向南流向死海所通過的地方。這一帶的地方以北部較為適合耕作。
巴勒斯坦內的肥沃土地集中於東面的沿海地區和西面的山谷地帶。這些地方有足夠的年均降雨量,亦有便於運輸的水路。在19世紀末期,巴勒斯坦的農民多種植小麥、大麥、玉米和特別著名的雅法橙,主要出口往需求大增的歐洲。
可見,在依賴農業的巴勒斯坦中,土地是極為珍貴的資源。對於錫安主義者而言,能否生存,取決於能否取得合適的土地。
阿拉伯人眼中的錫安主義
(1) 爭奪資源的侵略者
第一次阿里亞的猶太人多數來自歐洲城市,對務農沒有甚麼經驗,需要雇用阿拉伯人幫忙。不過,因為種種原因,例如收成不如理想,或是無法適應耕種的勞力需求,不少猶太人後來還是離開了。這一次的阿里亞對阿拉伯人表面上影響不大,但事實上,猶太人為了獲取耕地,非常注意土地的質素。
在法國銀行家埃德蒙·詹姆士·羅斯柴爾德(Edmond James de Rothschild)的資助下,他們買下大量肥沃土地,引致土地價格提高。雖然羅斯柴爾德後來放棄了這項投資計劃,1908年,猶太人創立了巴勒斯坦土地發展公司(Palestine Land Development Company),除了專門訓練猶太人耕作的知識和技能,也是為了籌款買地。一直至1913年,猶太人買下了超過1萬英畝的耕地,甚至準備再出資買更多!
土地買賣和轉讓,也引起不少爭議。鄂圖曼政府曾經下令禁止猶太人移民至巴勒斯坦,亦嚴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進行土地買賣。不過,鄂圖曼政府「山高皇帝遠」,根本沒法執行法令。巴勒斯坦內的阿拉伯權貴當然選擇「隻眼開、隻眼閉」,所以買賣過程一般十分順利,只是偶爾遇到阻力,例如猶太人嘗試買下太巴列(Tiberias)周邊的土地,花了3年時間才成功。
即使錢財可以「收買」權貴,阿拉伯農民也可以為土地買賣的阻力:佩塔提克瓦(Petah Tikva)一帶的阿拉伯農民因為欠債而債主沒收土地;猶太人買了這塊地後,不少阿拉伯農民不願意交出土地,堅持他們仍然擁有土地的管有權。
(2) 爭奪市場的競爭對手
部分錫安主義猶太人出身於歐洲,或多或少接觸過歐洲的科技發展,於是更有能力和財力引入新的耕作科技。其中猶太犁(Jewish plough)和機械化的打穀機等等,令猶太人耕作時的效率較為高,收成較為多,收益也比阿拉伯人高。
根據《巴勒斯坦》(一本鼓吹錫安主義的雜誌)中的一篇文章,作者說阿拉伯農民認為每英畝土地能夠生產350盒橙,已經是不錯的收成,而作者聲稱自己在1912年能夠生產638盒,次年的產量升至757盒。當然,我們難以知道作者有沒有虛報產量(因為錫安主義者想吸引更多猶太人移民至巴勒斯坦),但猶太人的生產能力超越本地阿拉伯人,是不爭的事實。
錫安主義者的殖民者身份
錫安主義猶太人為逃避歐洲的反猶太主義而來到巴勒斯坦/以色列之地,心態卻是以殖民者自居。他們認為自己來自文明的歐洲,有義務把「高級」、「先進」的現代文明引入「野蠻」、「落後」的中東地區。
事實上,猶太人生活於歐洲多年,沾染了歐洲的殖民主義思想也不太奇怪。當時的歐洲殖民主義者認為,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是最能夠引領人類發展民主自由和理性主義,與鼓吹暴力、極權主義和奴隸制度的伊斯蘭教有巨大差異。猶太教好歹是基督教的「祖先」,即使猶太人雖然受到歐洲人的無情壓迫,他們內心深處還是有殖民者的傲慢和優越感。
不過,所謂的「引入文明」,原來只是驅逐「低等」的本地人。其中一名錫安主義者認為:「假若我們容許骯髒、迷信、無知的阿拉伯農民住在猶太開拓者附近,本來就微小的成功機會將會消失,因為我們沒法令阿拉伯人進步,也沒辦法使他們尊重私有財產。」其他錫安主義者對阿拉伯人的評價也十分接近,不外乎是「愚昧」和「無知」。因此,我們不難發現,錫安主義者來到巴勒斯坦後,有一種高高在上的感覺。
(註:1907至09年,本-古里安為了尋找工作,四處遊走。起初,他來到猶地亞(Judea)的猶太人社區,卻沒有工作機會。這裡的猶太人專門雇用阿拉伯人做粗活,主要是因為價值極而務農經驗又比猶太人更豐富。同時,有的猶太人認為他們不應該做這種卑微的工作 – 這似乎表示,在某些猶太人眼中,種族也有高低貴賤之分。)
猶太與阿拉伯社區的衝突
第一次阿里亞令雙方關係緊張,但因為猶太人非常依賴阿拉伯人的幫助,所以兩個社群大致上能夠和平共存。不幸地,衝突還是難以避免:例如1886年,阿拉伯人襲擊猶太人社區,導致一位猶太婦女死亡。
到了第二次阿里亞,新一批的錫安主義者懷有更強烈的理性主義,執著於建立專屬猶太人的社區(包括本-古里安),甚至排斥阿拉伯人。隨著猶太人的人口大幅增加,資源爭奪和市場競爭變得愈來愈激烈,仇恨也更易爆發出來。1908年,雅法內的猶太人慶祝普珥節時,雙方爆發衝突,造成1名阿拉伯人死亡,13名猶太人受傷。1909年逾越節時,Ilaniya(又稱Sejera)也爆發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的衝突。
逐漸加深的仇恨
大量猶太人湧入巴勒斯坦後,引起資源爭奪和市場競爭,再加上他們以殖民者身份自居,令阿拉伯人相當不滿。值得留意的是,現階段的猶太人沒有強行施加法律於阿拉伯人,亦沒有軍隊或武裝部隊我支援,所以對阿拉伯人而言,錫安主義者只是令人討厭移民,不算是真正的殖民者,也不是現代版的十字軍。
不過, 一些泛阿拉伯民族主義者比較有遠見,十分擔心猶太人會「征服」巴勒斯坦,妨礙阿拉伯人統一。其中一人認為:「巴勒斯坦連接阿拉伯半島及埃及和非洲。如果猶太人征服了巴勒斯坦,他們會阻止阿拉伯國連接為一體;的確,這會令阿拉伯人分裂為兩個互不相干的部分。這會削弱阿拉伯民族的團結和阿拉伯國家的統一。」
事實上,阿拉伯人對猶太人的看法也不是完全負面。當法國猶太裔軍官阿弗列·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的冤案傳到中東後,阿拉伯人普遍同情猶太人,因為此案暴露了歐洲人引以為榮的「文明」和「理性」,原來只是脆弱的面具。猶太人與阿拉伯人一樣,都是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受害者。
1914年,歐洲戰雲密佈。文明和理性,再也蓋不住人類那瘋狂與殘暴的本質。猶太人和阿拉伯人更沒想到,一戰過後,真正的殖民主義將會降臨於巴勒斯坦,這片土地的爭議將變得更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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