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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評】溫仕文:從霍梅尼時代看伊朗的政治發展與宗教影響

 



霍梅尼的政治觀


生於1902年9月的霍梅尼,自幼喪父,又經歷戰亂、革命、飢荒和瘟疫,養成獨立的個性及出人頭地的願望。後來,他先後向Sheikh Abdolkarim Haeri及Mirza Mohammad Ali Shahabadi拜師,尤其受到後者的政治觀影響,非常反對王室和帝國主義。


傳統上,伊朗社會的共識是烏力馬可論政,但不應干涉政治。表面上,寡言的霍梅尼正好是這類宗教人士。不過,霍梅尼認為信仰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所以人需要注意日常生活的細節,時刻留意言行有否遵從伊斯蘭律法。這點或多或少反映為什麼他治國偏重傳統教條。


Sheikh Fazlollah Noori可說是近代伊朗第一個提出法赫基監護的教士。他亦以此對抗1906年立憲政府,最後被處死。(網絡圖片)

 


更重要的是,他這個想法引申至更高層次:霍梅尼認為,伊斯蘭教追求真理和公義,是國家事務的基礎,而伊斯蘭律法亦同樣適用於現代國家,且更甚於現代憲法。 因此,對伊斯蘭律法有深厚認識的烏力馬,不應回避政治及忌諱執政。


提到烏力馬介入政治,又應該由誰人擔任領導呢?霍梅尼提出法基赫的監護(velayat-e faqih)的概念。法基赫是德高望重的宗教領袖,是伊斯蘭律法的最高權威。同時,正因為法基赫的宗教地位崇高,世俗政要和政府官員都要聽命於他。不過,沒讀過政治學的霍梅尼亦不熟悉政府運作,也沒有明確交待法基赫和其他烏力馬的權限和職責,以及政府各部門的架構與權責。


伊斯蘭革命衛隊原本只是為鞏固伊斯蘭政府而設立的對內武裝組織,但由於在兩伊戰爭中表現驍勇,1985年就被”常規軍化”,現時有自己的空軍和海軍(海上突擊艇隊)。(網絡圖片)

 


初期的部署


霍梅尼回國初期似未有明確的治國方針。不過,他深知民眾渴求政治自由,故容許自由創立報紙和政黨。他也同意與包括立場溫和的世俗政要在內的各派合作,以及由邁赫迪·巴扎爾甘(Mehdi Bazargan)組織臨時政府。


霍梅尼明白過往鮮有烏力馬掌控政權,世俗政要及其支持者不會接受他在現階段執政。事實上,不少伊朗人也認為霍梅尼只是有名無實的宗教領袖,局勢穩定後將退出政壇。然而,革命後的伊朗一片混亂,工人早前罷工令物資供應大減;不少知識中產選擇移民以逃避革命,但更頭痛的是不少激進青年抓起槍枝「狩獵」前官員、警員和秘密警察SAVAK,部分被捕者更死於私刑,社會秩序仍然失控。


很快,革命軍不同政治派系出現極激端分子,為求排除異己而互相攻擊,引發街頭衝突。霍梅尼意識到烏力馬缺乏武裝部隊,不利自己管治,故要求親信成立武裝部隊代表宗教勢力——即後來的伊斯蘭革命衛隊(Sepah)及真主黨(Hezbollah)。同時,親信們也創立了伊斯蘭共和黨(Islamic Republican Party;以下簡稱IRP),旨在爭取民間支持基礎,為日後選舉鋪路。


革命完結後,專家委員會漸漸蛻變成監督最高領袖的會議,具罷免及選舉權,不過要成為候選人,是要經最高領袖核准的。(網絡圖片)

 


憲法的誕生


上面提到霍梅尼雖不認同憲法,但也知道群眾希望重推憲法。臨時政府以1906年的憲法為基礎,並參考了法國的憲法,並於草擬完成後,客氣地交予霍梅尼過目。簡單地說,這份草圖符合立場溫和的世俗政要。霍梅尼本人閱畢,也只要求女人不能擔任法官和總統。


不過,巴扎爾甘和立場同樣溫和的阿布-哈桑·巴尼薩德爾(Abolhassan Banisadr)認為,要先舉行全民投票,選出一個由73人組成的專家委員會(Assembly of Experts),討論憲法細節。IRP馬上出動,軟硬兼施,最終在8月3日取得55席。借此機會,委員會作出大量修改,令憲法更貼近霍梅尼的政治觀。


首先,憲法確定了法基赫(最高領袖)的監護權,霍梅尼能夠委任軍中司令和國營電台的主管,也有宣戰及和談權。他更可以決定參選人的選舉權,甚至可拒絕接受勝出選舉的總統。由於管治權力源自真主,所以伊斯蘭律法成為了伊朗憲法的基礎。霍梅尼能夠以伊斯蘭教之名介入政、軍甚至司法事務。



片段為ABC電視台當日的報道。到現時為止,沒有證據證明激進學生的行動受到霍梅尼的指使,然而這一方面促成伊斯蘭憲法獲通過,另一方面卻將美國及伊朗革命政府的溝通徹底鎖死。

 


對於這些變動,民間不滿聲音與世俗政黨開始還擊。然而,一場意外為霍梅尼帶來轉機:1979年11月4日,激進學生衝進美國大使館,脅持人質長達444天。霍梅尼借此宣告美國將以武力干涉伊朗的革命——凡是反對憲法草圖,就是革命敵人! 12月2日,政府舉行憲法公投,一千五百萬票中只有三萬張反對票。伊斯蘭共和國憲法,就此誕生。


兩伊戰爭完結前,伊拉克在兩伊中部邊界發動了”永恒之光行動 (Operation Forough Javidan)”,行動由7000名MKO成員打頭陣,配合9萬伊拉克軍支援。由於該區較少伊朗軍,行動最初十分順利,但MKO想借以呼籲伊朗人起義,故繼續深入冒進,超出了伊拉克空軍支援範圍。伊朗軍隨即展開大規模反攻,MKO立即崩潰,是役以伊朗全勝告終。(網絡圖片)

 


政治的戰爭


執政初期,曾發生暗殺霍梅尼的陰謀,涉及部分軍方、皇家護衛和秘密警察SAVAK。不過,IRP指控國民前線(National Front)也有參與其中,乘機關閉其黨報和搜查辦公室。最後,國民前線難逃被解散的命運。


到了兩伊戰爭期間,溫和民主派的總統巴尼薩德爾屢與IRP起衝突,甚至互相人身攻擊。霍梅尼雖然維持表面的中立,但是最後還是與他展開罵戰。巴尼薩德爾批評霍梅尼獨裁,令總統無法有效管治國家;霍梅尼則批評巴尼薩德爾搞個人崇拜,無視法律。最終,巴尼薩德爾打算聯合激進左派伊朗人民聖戰者組織(People’s Mujahedin of Iran;以下簡稱MKO)對抗霍梅尼的IRP;霍梅尼的親信召開議會討論彈劾總統,而IRP派出暴民包圍議會威脅議員,結果可想而知。


81年8月30日,伊朗總理府遭炸彈襲擊,總統拉賈伊及總理巴霍納爾同時身亡。(網絡圖片)

 


巴尼薩德爾倒台後,霍梅尼親信的穆罕默德·阿里·拉賈伊(Mohammad-Ali Rajai)當選總統。同時,IRP與MKO的街頭衝突白熱化。81年6月28日,IRP總部受到炸彈襲擊,領導層幾乎悉數死亡,拉賈伊在8月30日也遭暗殺。之後霍梅尼反擊,大規模搜捕及處決MKO黨員,再次引發街頭衝突。


MKO實力遠不及IRP,且霍梅尼可號召革命衛隊助陣,最後MKO需撤離德黑蘭,部分成員甚至逃往伊拉克。不久,左翼人民黨(Tudeh)也受到攻擊。伊拉克在兩伊戰爭後期策動7,000名逃亡的MKO黨員發動反攻,霍梅尼擔心MKO國內餘黨或配合攻擊,於是先處死大量獄中的MKO及其他左派黨員。官方記錄顯示有750人被處死,但實質人數或達至4至5,000人。


霍梅尼巧妙地借助重大事件,向政敵發動政治戰爭,最終成功接管全國:政府首腦、議會、司法機關、武裝與警政力量等,都由他的親信掌控。



Aircrash Investigation第三季第六集講述伊朗客機被美軍擊落事件。

美國的態度


革命初期,雖然霍梅尼滿口反美言論,但是美國仍然猶疑不決。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沙阿作為美國的忠心盟友,打壓左派不遺餘力,所以華府希望伊朗王室重掌政權,繼續圍堵蘇聯。然而,沙阿病故後,伊朗發生人質事件,令美伊關係陷入谷底。霍梅尼高調讚揚學生脅持人質,更令西方相信,霍梅尼言論反映伊朗革命政府的真正想法,於是視之為邪惡獨裁政權。


1980年4月24日,美國總統卡特批准的人質拯救行動鷹爪行動(Operation Eagle Claw)失敗收場,美國被迫向伊朗談判,以求釋放人質,令美國人更憎恨伊朗。


繼任的列根總統知道群眾不信任伊朗,於是同樣以強硬言辭批評伊朗。不過,為平衡兩伊的實力,他還是經以色列向伊朗輸出軍備及零件。後來,伊朗門事件(Iran–Contra affair)曝光,大大打擊列根的威信,可見美國群眾對伊朗的看法是如何的負面。(列根為了挽回民望,期後採取更強硬的立場。)


此後,美國總統普遍不敢寬容面對伊朗,甚至利用群眾普遍懼怕和仇視伊朗,掩飾美方的過失:1988年7月3日,美國神盾巡洋艦文森斯號(USS Vincennes)艦長在與伊朗革命衛隧對恃期間過度緊張,不但私自衝進伊朗領海,且以為將受到伊朗空軍F-14 戰機的攻擊,在沒意識到自己在國際航道附近下,擊落爬升中的伊朗客機。事後,美國不願道歉,反指伊朗恐怖分子打算以自殺式攻擊撞向USS Vincennes (問題是客機當時在爬升,而且解密資料顯示附近有另一艘美艦留意到情況並要求飛機轉移航道,不要在文森斯號上空飛過,而該機亦已照做)。顯而易見,是次事件反映美伊兩國早已不打算修補關係。


鷹爪行動的前進基地在德黑蘭以南200公里一處沒人居住的乾鹽湖面,期間不斷受海空軍協調失誤、機械故障及路過的伊朗平民所影響,最後撤退時更有直升機撞上運輸機,造成8人陣亡。這次行動徹底的觸怒了伊朗人。其中一架被放棄的直升機的殘骸至今仍放在那兒。(網絡圖片)

 


信仰


霍梅尼其中一個成功秘訣,在於早期願意將政權交由政敵管理,同時暗中透過親信培養勢力,又以個人的魅力爭取民間支持,亦控制部分野心過於旺盛的部下。結果,他可以將失敗歸咎於政敵,並順勢肅清他們,逐步鞏固權力。


然而,霍梅尼與一般的獨裁者有明顯分別——他鮮有介入政府決策(除重大事件政治鬥爭)其政權亦非完全專制,他本人雖有權決定誰人可以參選,更對總統選舉結果有否決權,不過,他與繼任的哈梅內伊從未實行這權力,一來當然是不敢與民為敵,但另方面也可能是他本人也希望這程度的民主制度,可為國家帶來更好的形象。


西方政府在革命初期未能意識到執政的政要立場比較溫和,政見亦貼近西方的政制,大概是因為西方依然希望恢復沙阿政權,繼續圍堵蘇聯 (諷刺的是,霍梅尼比沙阿打擊左派更狠)。因此,過了84年,霍梅尼及IRP已經鞏固權力,再沒有溫和派系可以挑戰他們的地位。


革命初期,西方政府和傳媒未能理解霍梅尼的政治觀,在所難免,因為霍梅尼本人的治國理念也很含糊,大部分情況只是見步行步。不過,西方未能明白伊朗,另一個原因是過往的沙阿靠攏西方,在各方面取悅歐美口味,所以西方世界也習慣了以自己的價值觀看待伊朗,忽視了伊斯蘭的傳統(更不用說歐美大眾很少接觸穆斯林)。


人質事件及伊朗門事件,更令美伊關係陷入谷底,尤其是美國政府抗拒與伊朗交好;某時候,美伊兩國基於戰略需要,理應放下成見而合作,但是美國和伊朗各自為了政治正確而不願讓步。西方政府偶爾亦因為伊朗的身份而刻意回避責任:上文提到的美艦擊落伊朗客機事件,正是一例。近期的例子包括指控伊朗資助恐怖分子(但多數恐怖分子屬於遜尼派,是什葉派的死敵),以及伊朗干預伊拉克政局等等。


伊朗綠色運動示威。(網絡圖片)

 


革命的火種


部分西方傳媒和政要,批評伊朗「文明倒退」。這個指控淺白易懂,卻更易造成誤解。他們一廂情願認為伊朗透過革命可變成完全西化的社會,但並不清楚伊朗的歷史和文化:霍梅尼帶領伊朗挨過漫長戰爭,亦容忍一定程度的民主選舉,至少比沙阿進步;女性政治權利雖受限制,但無阻她們任職不少專業行業。可見,部分西方傳媒所謂的「文明倒退」,似是抹黑多於討論事實。


即便如此,民間對政治依然有變革的訴求:2009年的綠色運動(Green Movement)正是一例。當時艾哈邁迪內賈德順利連任,但大批群眾質疑選舉舞弊,走上街頭示威,是1979年以來最大規模的示威。除了懷疑保守派系選舉舞弊,群眾也指罵對方是獨裁政權,反映他們依然相信政府權力應該來自人民,抗拒權貴濫權;另一方面,值得留意的是,伊朗人民並沒有打算推翻政權,顯示他們依然相信現時的政權仍然有改善的希望。對當權者而言,這無疑是個警告。


伊斯蘭教是伊朗人民的信仰;民族自強則是他們的信念。1906年的立憲革命與1979年革命,皆是他們歷史的重要部分。回顧過去,伊朗從西方身上學習了憲法的基礎,但是他們發現伊朗的情況未能完全配合西方眼中的理想模式。此後,伊朗跌跌撞撞的摸索前路,但是他們心中對理想的渴求,永遠是推進伊朗革新的火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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